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实施《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办法

西安市人民政府令 第 31 号

《关于修改〈西安市实施〈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办法〉的决定》已经市人民政府2004年6月4日第5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孙清云

2004年8月15日



( 1998年8月3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市人民政府2004年8月15日《关于修改〈西安市实施〈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办法〉的决定》修正 )

第一条 为促进爱国卫生工作，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均应严格遵守《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一）环境卫生、食品和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卫生城镇、卫生村和卫生先进单位；
（二）农村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改造厕所和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三）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四）以消灭病媒生物为主的除害防病工作；
（五）其他与爱国卫生有关的工作。
第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组织、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计划、卫生、建设、市政、交通、文物园林、农业、环保、教育、财政、劳动、工商、水务、体育、旅游、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五条 本市实行以下爱国卫生制度：
（一）每年4月为爱国卫生活动月制度；
（二）每周周五为卫生日制度；
（三）城镇各单位实行“四自一包”制度；
（四）卫生义务劳动制度；
（五）卫生检查评比制度。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开展和接受健康教育，提高卫生意识，遵守社会卫生规范。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经营、管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卫生服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公民应当遵守下列社会卫生规范：
（一）不在公共场所乱扔果皮纸屑和其他废弃物，不乱倒垃圾污物；
（二）不随地吐痰、便溺；
（三）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四）不在街道、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焚烧树叶、枯草等杂物；
（五）其他社会卫生规范。
第八条 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把改善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修建卫生厕所和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列入工作目标管理，开展创建卫生乡（镇）、卫生村活动。
第九条 科研和医疗单位、生物制品厂、屠宰场和化学制品厂应当将带有病毒、病菌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弃物集中收集，作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登记，在市容环卫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密封、填埋或者焚烧。
第十条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健康教育网络，加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家）委会和单位应当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宣传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全民社会卫生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中、小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学生开设健康教育课，幼儿园应当对幼儿进行卫生常识教育。
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进行卫生与健康知识宣传。
第十一条 除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外，本市市区禁止饲养家禽、家畜等有碍城市卫生的动物。
本市市区内严格限制养犬，具体管理办法按《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执行。
第十二条 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具体管理办法按《西安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执行。
本市市区内禁止设立户外香烟广告。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定期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杀灭老鼠、苍绳、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的活动，消除病媒生物的孳生场所。
各单位的居民，村民应当参加杀灭病媒生物、消除病媒生物孳生场所的活动，按要求采取综合预防控制措施，使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之内。
第十四条 本市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市容环境卫生和生活饮用水卫生，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十五条 市爱卫会应定期对市场销售的卫生杀灭病媒生物制品组织质量检测，发布检测公告。
第十六条 从事环境卫生病媒生物防治的专业消杀公司和个人，须经市或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从业。
第十七条 市、区、县爱卫会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聘任专、兼职爱国卫生监督员，负责辖区内的社会卫生监督，对社会卫生状况及时向爱卫会、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反映，对违反社会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制止并协助有关部门查处。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近年来，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问题非常严重，每年都发生很多因为讨薪而造成的悲惨案例，特别是年关时节。劳动是劳动者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段，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是维持生存的前提。支付义务人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剥夺了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使得劳动者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无法抚养、赡养家庭成员，是对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侵害，违反了宪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秩序，与同行业守法企业相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企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必然导致市场的恶性竞争。另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势必会破坏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俗，不利于建立诚实信用的市场环境。因此刑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希望通过刑罚干预，打击这类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危害社会安定、和谐的行为。本罪引起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大量关注。由于立法技术等原因，本罪在设立后就存在一些争议。

　　反对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刑法谦抑性原则，认为刑法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应该用刑法以外的手段来抑制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近年来，刑法的扩张非常明显，当社会上出现某些现象时，似乎人们首先都是考虑刑法制裁。这是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其二，从刑法规制的效益分析看，出于刑法的严厉制裁性以及刑罚的功能，用刑法来规制此类行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刑法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从大范围上讲，刑法一直打击着犯罪，但犯罪照旧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没有因为存在刑法的打击而消亡。支持本罪入罪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近些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引发的极端社会矛盾不时出现，在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甚至出现了普遍拖欠的“潜规则”，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其二，现有的法律体系虽然对保护劳动者的报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的过程是冗繁的，而且重要的是，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难以有效规制。本罪的司法运用实践也说明了其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积极意义。

　　以上观点的争鸣，以及刑法条文的设计，突出显示了本罪入罪问题上需要重视的两个问题。首先，要注意刑法的谦抑性，要注意区分拖欠劳动者报酬的各种情形，不能扩大打击范围。本罪重点打击的应该是出现严重后果，严重危害社会的情形。其次，本罪的设计应该重视实际效用，缩短刑法打击时间，否则将加重劳动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救济成本，对劳动者而言，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两个基本点上，我们可以对本罪的完善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协调本罪的条文设置，完善刑罚的量刑档次。本罪的量刑档次只有两档。而且是缺少量的联系的两档，第一档，数额较大的，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考察本罪的立法，从条文设计的层面看，可以看出立法者希望顾及各方利益而作出的努力，但其条文本身却存在着理解的歧义，需要尽快出台规定将这个问题作出澄清。笔者推测条文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一方面突出本罪打击的限定范围，另一方面，凸显本罪的打击重点。这种思路在本罪的法定从宽情节中得到了证实，即本罪的从宽情节仅仅针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更多的是酌定情节了。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笔者建议放弃数额较大的直接规定，统一为结果犯模式：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的后果严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注明后果严重的几种情形。后果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果特别严重的，本罪公诉前，履行支付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的，从轻处罚。如此一来，既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又遵循了刑法的谦抑原则，更加鲜明地鼓励支付义务人积极履行支付义务。

　　调整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的规定。本罪立法的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立法者刑法谦抑性精神的展示，表示了立法者明确劳动报酬与劳动义务的保障主要是靠其他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制进行，刑法不应该是主要手段。笔者认为遵循这种精神是对的，但具体规定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目前很多批评者认为，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增加本条件属于多余，或者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担忧不无道理，司法实践中确实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隐忧，这需要我们对制度进行进一步的限定。但这不足以说明本条件不能成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本条件应该保留。首先，多大的社会危害性进入刑法视野是需要多方认证的，论者不能凭借自己的感知认定没有本条件下的本罪其他的行为足以达到入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在笔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本罪的行为人处于过失而成就了转移财产或者逃避造成了没法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该事实下，显然不宜追究支付义务人的本罪的责任。此时需要别的条件来增加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当有关机关明确责令支付时，其不再具有过失心理，使得追究成为一种可能。其次，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造成劳动者报酬无法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重商主义保护当地企业，不出具责令支付的文书或者相关文件。但是这不能说明以此就阻断了追究支付义务人刑事责任的可能，只需要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做扩大解释，例如，将法院的判决、裁定也纳入其中，那么仍然可以保证追究支付义务人的途径。其三，本条件的正向积极意义更是不容忽视，无论是缓解刑法直接干涉民事领域，还是敦促行政机关监管，都具有正面的作用，符合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精神。

　　笔者认为，“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这一条件应当保留，在刑法条文上，将其调至数额较大之前。为了避免出现本条件下的隐忧，应该对本条件进行限定。例如政府行政机关合适作出责令的时间，可以强制性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拖欠劳动者报酬的事情作出责令。一般的行政行为都是两个月内作出，超过两个月的算不作为。由于劳动报酬事关劳动者的生存生活，应该缩短期限。然后还需要劳动法等相关法条对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限作出更详细的规定，例如规定从应该支付劳动报酬之日起7天内没有支付的，就认为是进入了拖欠期。国外的立法大多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