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序正当是土地征收理应遵循的原则。实践中的改革已使报批前的准备阶段包含正当程序要素。然而公告之前的征收审批是否也应遵循该原则却有疑问。该环节引入正当程序须克服其被认为是内部行政程序的理论障碍。征收审批以内部程序运作的技术性设置不能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属性。征收审批实质上还具有对土地权利变动进行裁决的功能属性。征收审批的行为属性和功能属性理论上均要求引入正当程序。现行征收审批是由申请机关单方主宰信息的封闭决策过程，这导致审批机关缺乏第三方信息来对报批材料进行验证。提高审批实效的要求呼唤引入正当程序作为信息传导机制。审批机关可利用拟被征收人表达异议或抗辩的信息弥补无法观测到申请机关行为的局限和增强对报批材料的核实能力。


　　一、征收审批程序正当化改革议题的提出

　　修订中的《土地管理法》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以下简称“土地征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而如何完善征收程序又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1]现行《土地管理法》确定了如下土地征收流程：申请征收的地方政府报批（以下简称“申请机关”）→农用地转用审批→土地征收审批→土地征收公告→办理补偿登记→补偿公告→听取被征收人的意见（或组织听证）→（补偿争议裁决）[2] →补偿→交付土地。以上征收流程遭受诟病最多的是该过程程序“不正当”（undue）。[3]正当程序意味着行政机关针对私人作出的不利行为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在决定作出之前就应使相对人获得适当的通知以及有意义的听证或被听取意见的机会。[4]按照这种思路，在土地征收决定作出之前，应当告知土地拟被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以下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批准征收之前简称“拟被征收人”，批准之后称为“被征收人”），并赋予其表达意见或者获得听证的权利。现有征收过程中被征收一方在土地征收公告之前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公告发布是在征地被批准之后。也就是说，此时被征地一方只有搬迁的义务，而没有保护自己土地不被征收的权利。剩下的，只有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一些讨价还价的机会而已。”[5]《土地管理法》的修改理应对以上批判有所回应。

　　然而，法律规范层面正当程序的缺失并不代表实践中不存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以下简称《决定》）要求申请机关在征地报批前履行“预公告”、“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和“听证程序”：

　　“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户；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04〕238号）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上内容：

　　“……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国土资源部门应对拟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当事人申请听证的，应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的程序和有关要求组织听证。”

　　理论上，预公告可使拟被征收人知晓涉及自己利益的拟征地方案的细节。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结果能让拟被征收人知晓并核实与自己有关的拟被征收土地的种类、面积等。组织听证和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这两项原本置于土地征收公告后的程序已被前移，使拟被征收人在报批前就得以对补偿标准和（或）安置方案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另外，虽然在全国范围没有统一的要求，但在很多地方的征地实践中，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环节也被放在报批前进行。[6]如果将相对人在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知情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视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要素，那么报批前的阶段已经包含了这样的要素。以上规定需要立法加以确认，但忽略这些规范、否认我国土地征收程序缺乏正当性并不符合事实。[7]

　　但是，报批前的准备阶段被植入正当程序要素尚不能得出土地征收程序已正当化的结论。土地征收涉及多机关、包含复数阶段的构造使之不同于由单一机关作出的普通行政行为。征收公告之前除了包括上述说明的准备阶段，尚包括审批核准阶段。核准阶段又包括两个环节：农用地转用审批和土地征收审批[8]。这一阶段是否需要引入正当法律程序不无疑问：一方面，同意土地转用和征收的批复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作出的，因而“两审批”被视为内部行政程序。[9]如果审批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则没有必要引入正当程序。因此征收审批排斥正当程序很大程度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但另一方面，是否征收的决定是在土地征收审批环节完成的，[10]这意味着征收审批是直接面向被征收人，确认合法剥夺其土地财产权的行政决定。在此决定作出之前不适用正当程序似乎不合法理。学界对于如何应对征收审环节无论是否引入正当程序都可能受到非议的“两难”处境鲜有论述。本文将尝试对此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二、征收审批正当程序改革的观点

　　（一）学界观点

　　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对征收审批进行改革、引入正当程序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两审批”（土地转用审批和土地征收审批）尽管属于内部行政程序，但在拟被征收人不知情的前提下，通过“两审批”程序将非国有财产的集体土地变成国家所有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如等到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告知，即使审批机关错误审批，其纠正的成本也较高。基于预先防止优于事后纠错之常理，“两审批”程序向拟被征收人开放，引入拟被征收人介入程序，给予其在法律程序上的抗辩权以防止错误审批。[11]这种意见强调在现有审批体制下引入正当程序，本文将此种意见提出的方案称为“改良方案”。

　　第二种意见认为现有的“两审批”体制既未有效发挥遏制地方政府随意征占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同时层层报批的审批体制又有妨碍效率之虞，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12]为提供审批效率，可让县级政府在国务院下达的一定期限内的农用地转用指标范围内自主决定征地事项，同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以确保地方政府在一定期限内补充相同数量和质量的被批准转用的耕地。[13]同时，在县级政府在作出征收决定之前，就征收事项进行公告，并规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允许拟被征收人就征收事项提出异议。如其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县级政府不召开听证会的，其作出的征收决定无效。[14]其理由为：农用地转用审批的功能是为了防止随意变更土地用途，从而危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其宗旨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未来长远发展利益。在实施时，程序可以从宽、但在数量上要从严。而土地征收审批的功能是为了防止随意将农民使用的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从而危及到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其宗旨是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和生存权。在实施时，程序应当从严、但在数量上可以从宽，必须针对具体个案进行控制。[15]这种意见要求在对现有审批体制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引入正当程序控制县级政府的征收权。该意见提出的方案下文用“变革方案”指代。

　　（二）观点评论

　　改良方案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拟被征收人通过参与征收审批过程行使抗辩权影响审批决定的作出从而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这种方案中包含正当程序为拟被征收人提供进入决定过程的机会，而至于拟被征收人所具有的抗辩权“武器”究竟是一种实体否决权，还是程序上提出异议的权利，这种方案并未言明。因此，该抗辩权如何影响审批结果则不得而知。变革方案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拟被征收人在土地征收决定作出前可提出异议，并要求召开听证会来确保县级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公正或可接受。同样，该方案也同样没有说明举行听证如何确保征收决定的可接受性。拟被征收人可通过听证会行使实体否决权，还是征收决定必须以听证记录作出，抑或召开听证会实现程序公正就当然地满足实体公正？这两种方案留下同样的未决问题：拟被征收人如何通过正当程序来影响征收决定的作出？

　　这两种方案的提出建立一定的逻辑假定或制度设计构想之上，如果作为前置议题的逻辑假定不成立，或制度改革方案在理论上不可取，那么以上问题则回答的必要。因此首先需要检视提出这两种方案所依赖的前置性议题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或在理论上是否可取。

　　改良方案的提出直接基于批准征收决定直接涉及对非国有土地权利的剥夺、事先预防优于事后救济这两方面的理由，但这种方案没有否认征收审批具有内部行政行为程序的性质。内部行政程序无需将以引入第三方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即便引入第三方进入行政过程，参与也仅服务于咨询目的。例如在不直接涉及第三利益的行政决策中，邀请专家论证之目的并非是满足程序正义的需要，而是为服务科学决策提供咨询。因此，该方案如能成立，就必须证明“土地征收审批”不属于内部行政程序。否则提出使拟被征收人介入审批环节仅仅表明对正当程序偏爱的价值立场，而置理论逻辑是否自洽之理性于不顾。

　　变革方案提出建立在将征收决定权下放至县级政府的基础之上。按照现有的审批体制，县级政府是最低层级的有权申请征地的机关，将征收决定权赋予县级政府意味着申请机关也是审批机关。这种方案虽未言明要废除土地征收审批，但由县级政府自己决定征收的改革方案已经包含这样一个命题：现有土地征收审批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征收审批是否具有存续的价值涉及改良方案和变革方案的根本分歧。进而言之，对征收审批是否有存续必要的回答实际上就构成对一种方案的支持，同时是对另一种方案的否定。下文就从正面——土地征收审批有何积极意义和反面——变革方案中替代性策略是否可行两方面来讨论征收审批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三）对分歧之回应：土地征收审批存在的必要

　　土地征收审批专门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而设，[16]其对保护集体所有土地有何意义？下面通过对一则案例的讨论来说明土地征收审批之意义。

　　1.设置土地征收审批制度的意义

　　2009年3月2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在贾汪镇宗庄村公告，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国土资地函【2008】0381号和 【2008】0829号批复同意征收贾汪镇宗庄村土地34.6749公顷。吴学东一户家庭承包经营的2.46亩耕地在本次征地范围内。吴学东不服此次征地，于2009年4月22日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吴学东申请查阅了相关征地材料，发现宗庄村被征收的34.6749公顷土地种类全部被定为未利用地，而吴学东的土地承包证上注明的地类是基本农田。且相关材料中没有包含征地报批前与吴学东确认征地现状调查的有关材料。[17]

　　从本案中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事实：第一，申请机关篡改了征收土地的地类，将基本农田谎报为未利用地。第二，申请机关在报批前未履行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程序。第三，作为征收审批机关的省政府放弃了审查职责、批准了征收。申请机关为何会篡改地类？如果申请机关履行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程序，可能会有何种结果？如果省政府认真审查，本案的结果又当如何？

　　首先，申请机关篡改地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规避国务院的审批。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土地征收审批的权限以拟征收土地的种类和数量为依据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征收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由国务院批准；征收该列举之外的其他土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省级政府”）批准。所以，如要规避国务院的审批，可以通过对拟征地的地类或总量进行造假实现。

　　其次，如果申请机关履行了报批前的“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程序”，拟被征收人就能够对地类和数量等进行核实，那么篡改地类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虽然“确认土地现状调查程序”在理论上具有制约申请机关篡改事实的功能，但该案例表明，此类程序规则作为哈特所称的设定义务的“第一性规则”自身并不总是具有获得自动履行之能力，其须依赖外在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违反义务的“第二性规则”来保障实施。[18]《决定》在确定申请机关上述报批前的程序义务的同时，也规定“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即指申请机关履行预公告、确认土地调查现状程序义务的证明材料。这意味着申请机关在报批前应履行预公告和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认程序，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其报送的土地征收方案才可能被审批机关批准。[19]《决定》的设置将申请征地机关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作为审批机关批准征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使履行程序义务与批准征地的实体结果相关联，从而使审批机关能够以是否批准征地来制约申请机关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本案中，显然作为审批机关的省政府放弃了审查申请机关是否履行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程序的责任。当然，现实中并不能排除申请机关没有履行报批前的程序义务却伪造已经履行的证明材料，[20]或将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交由拟被征收人核实确认后再篡改地类和土地总量数据，以规避国务院的审批或使不符合条件的征收申请获得批准。因此，尚需要审批机关对报批材料是否真实进行审查。
提倡性规范的价值

王 杰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提倡性法律规范是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并列的，在现实立法中大量存在，而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这一规范并未被法理学界所重视。提倡性法律规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规范？为什么要设立提倡性规范？提倡性规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立法究竟带给我们的法理学带来了什么？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远不限于建立秩序，而是包括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倡性规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体现了法的人性化；通过肯定性评价，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合理、和谐及平衡；节约了法的创制和运行成本。本文将从广义的“社会科学视角”来阐述立法中大量存在的提倡性法律规范带给我们的法理学启示：法的发展将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我们应该关注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贡献；法学将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国家治理艺术的“政策科学”。
关键词： 提倡性规范 非强制性 肯定性评价 奖励 法的现代精神
成本 人性化 政策科学


一、提倡性规范及其特征
（一）、提倡性规范的基本含义
1、什么是提倡性规范
在目前法理学界，按照法律规范的效力强弱或刚性程度，一般把法律规则划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如有的人认为“按照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以把法律规则区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1]，也有人认为“依照法律规范所表明的行为要求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行性规范（或称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2]。这种对法律规则划分，忽视了提倡性法律规范的现实存在性和重要性。实际上，提倡性规范在宪法、民法、经济法中都存在，尤其是在经济法中大量存在，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那么，究竟什么是提倡性规范？众所周知，强制性规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命令或禁止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任意性规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简而言之，提倡性规范是指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鼓励、提倡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规范[3]。亦即：鼓励性规范、引导性规范。
如中国宪法第19条中国家“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的条款，第24条关于提倡“五爱”、第26条鼓励植树造林、第47条鼓励科学研究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5条第三款“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国内外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第71条中“国家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待遇” 、《婚姻法》第6条中“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4条“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或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条“国家鼓励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从事新产品开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的外资企业。”、《产品质量法》第6条“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且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劳动法》第6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鼓励和保护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表彰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渔业法》第21条“国家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鼓励、扶持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并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捞量，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此类规范在我国法律中广泛存在。其中，提倡性规范里有一部分是属于道德性规范，本文不做详细讨论。
法律中规定鼓励、提倡性规范的情形，古已有之，但为数不多；现代国家立法中颇为常见。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早对提倡性规范做详细论述的是经济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漆多俊[4]。他把提倡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放在一起讨论。他认为：提倡性规范之所以在立法中大量出现，是因为现代国家越来越注重积极促进、组建新的秩序，强制性规范则反映了国家注重对现存秩序的消极维护。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国家统治者为了推行某种新制度，确立某种新的秩序，往往于立法中规定一些提倡性的规定。现代国家立法，提倡性规范增多，因而奖励的规定较为普遍。有些文件对奖励做原则性规定，有些设‘奖励与惩罚’专章，有些更以‘奖励’作为法律文件的标题。
在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也有对提倡性规范的论述，较为代表的是：民法学界的王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宪法学界的汪习根（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与邹平学（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些学者都把提倡性法律规范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并列起来讨论。但这一理论并未被法理学界所认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其中，王轶把提倡性规范称为“倡导性规范”，认为“倡导性规范提倡和诱导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采用特定的行为模式，减少或者避免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过程中间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是对“当事人对相关的事项没有通过他们的意思表示做出决”时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法律规范[5]。汪习根认为：“提倡性规范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对遵照该法律规范创设的行为模式的行为赋予肯定式的法律后果：或鼓励、或表彰、或奖励，充分体现了法的导引与激励功能。各国宪法对发展权内容的确定，不少采用提倡性规范的方式，而且多反映在序言、总纲、总则或政策之中”[6]。“提倡性规范所设定的行为模式表达了国家对公民或组织的希望或对某种行为的价值肯定”[7]。他还认为：调整方式上,宪法应做到“制裁性规范与提倡性规范相统一,以提倡和鼓励为主”[8].邹平学认为：“提倡性规范包括国家通过奖励、鼓励措施对某种行为加以引导的规范和国家把道德要求宪法化的规范”。“提倡性规范表达了国家对某种行为的积极肯定态度”[9]。
2、与提倡性规范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
怎样理解提倡性规范？在此必须重审人们容易忽视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对“肯定性后果”的忽视。人们往往认为“后果”是否定性的需要制裁的，而忽视了后果也有肯定性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法律后果分为肯定性后果和否定性后果两种形式。肯定性后果是确认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予以保护甚至奖励。否定性后果是否认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和状态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予以保护甚至对行为人施以制裁[10]。本人认为：传统法和法学把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法的唯一目的，而忽视积极（肯定）的法律后果对社会秩序的构建。现代法则需要更多地考虑提倡性规范所确认的积极（肯定）后果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更大意义的推动。
其二，一般认为法的特征归纳在四个方面[11]：1、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2、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3、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4、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因此，人们认为提倡性规范没有强制力，不具有法的严肃性，不符合法的一般特征。本人认为，“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并不能说明法必然具有强制性，强制性是强制性规范才具有的，任意性和提倡性规范都不具备。当然，对于提倡性规范所带来的肯定性后果而产生的奖励的实施，是需要“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必然具有强制性。这是另一个误区。
（二）、提倡性规范的三个特征
特征一：提倡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特别。当后果是肯定性时，需奖励性措施配套实施
“提倡性规范”显著的特征是法律后果的特别。即:当人们违反提倡性规范时，法律后果是否定的，但不需要承担责任；当人们遵守，特别是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则有奖励这种肯定的法律后果。奖励只同提倡性规范相联系，只包含在提倡性规范之中，这是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不具备的[12]。
奖励，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已被采用，实行“信赏毕罚”，规定“壹赏”以奖励有功与农战和告奸者。后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总结为“信赏必罚”的法治理论[13]。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派法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则认为：制裁应当被分为奖赏和惩罚两大类，即积极和消极制裁[14]，遵守规则的人获得奖励，而违反的人则获得惩罚。如税法中的优惠措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都是明显的奖励。他认为积极制裁（奖励）还包括：称号、荣誉、奖章和权力职位，还有微笑、握手和表扬。
奖励和惩罚无是法运行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从法的运行技术方面，两者可以更替使用，但其功用是互补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本人认为：惩罚机制的功能主要是定分止争，而奖励机制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导和构建。我们在运用惩罚机制的同时，也要重视运用奖励机制，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法的功能，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更加合理的秩序。倪正茂先生则更激进地认为：法的发展将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15]。这值得我们深思。
特征二：提倡性规范体现了法的非强制性
强制性是法的一般特征。但在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或否认法的非强制性一面。对此，本人赞同倪正茂先生的观点，即：法是强制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对立统一，不能过分强调法的强制性，而忽视或否认法的非强制性[16]。首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告诉我们，法是具有阶级性的，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凡维护其利益的法律，对于这些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来说，是不具有强制性的，一般来说是被积极遵守的。其次，法的激励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靠非强制性，主要是靠诸如提倡性规范的积极引导，通过对积极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行为的肯定和鼓励，来倡导和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再次，极端的强调法的强制性，造成强制性崇拜心理，就会导致威吓主义、惩罚主义以至重型主义。我们应该改变现在过分强调法的强制性的局面，恰当的制定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制体系。本人认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性规范的大量运用，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特征三: 提倡性规范体现了鲜明的政策性原则，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它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原则可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两大类[17]。政策性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设计或决定，一般说来，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18]。
本人认为：提倡性规范的设计，体现了鲜明的政策性原则，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例如，国家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为了扩大就业和加快城镇化进程，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鼓励计划生育，鼓励环保，鼓励科研，鼓励引进外资，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等等。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所依靠的法律规范不仅仅是提倡性规范，但是提倡性规范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中广泛地存在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譬如：宪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在宪法的这一提倡性规范的提倡下，社会各界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出现。但鉴于民办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制约瓶颈，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良好发展，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其中有许多条文是属于提倡性规范的，如第3条、第6条、第43条，且第7章专章规定了“扶持与奖励 ”。目前，我国民办教育蓬勃发展。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女士介绍：我国在1998年和2004年颁布了两个教育振兴计划，要建立一个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这是政府的基本政策。中国迄今已有1300多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有300多所[19]，其中270多所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
再如：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该法共45条，其中有21条是属于提倡性规范。该法的制定，也是国家政策的需要。由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中，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民间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中小企业实际发展中一直处于弱势，国家迫切需要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发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有了《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制定和实施。
二、提倡性规范的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不能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应该把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虑，考察其实践效果，特别是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来分析法律问题、解释法律和法学问题[20]。总的来说，本人认为提倡性规范的价值体现在：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体现法的人性化；通过肯定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合理、和谐及平衡；节约法的创制和运行成本。
（一）、提倡性规范体现了法的现代精神。
法律评价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活动、法律作用等法律现实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设定与选择，反映主体需要与法律之间的某种肯定或否定关系[21]。法律评价是从某一法律需要出发，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的。由于不同时代的法律需要和价值标准各不相同，所以，法律评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例如，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是“定分止争”和社会控制，而在当代中国，人们对法律的期待远不限于建立秩序，而是包括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单纯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能得到富有时代精神的评价[22]。提倡性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时代性，它体现了现代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它决定与支配着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指引与制约着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安排。现代法的精神，可以界定为以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准则，或被理解为现代法的核心理念、灵魂和主导评价标准，或被解说为蓄含于并对法的发展起支持性作用的一种内在理念的价值取向。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与要求来看，现代法的精神的应该包括五项内容[23]：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宏观调控、人文主义。
本人认为：民法中的提倡性规范反映了“权利本位”与“契约自由”思想。例如，当“当事人对相关的事项没有通过他们的意思表示做出决定”时，“倡导性规范提倡和诱导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采用特定的行为模式，减少或者避免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过程中间可能会遇到的风险[24]”。在这种情况下，提倡性规范（倡导性规范）的运用，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反映了现代法的“权利本位”与“契约自由”精神。经济法中的提倡性规范反映了现代法的“宏观调控”与“效率居先”精神，如税收优惠等奖励措施的运用反映了现代法的“宏观调控”精神；对科技进步的奖励则反映了现代法的“效率居先”精神。另外，至于现代法的“人文主义”精神，本人认为这在民法、经济法、宪法中的提倡性规范中都有体现。
（二）、提倡性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体现法的人性化。
本人认为人性化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所始终向往的价值。人文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人性化也是现代法治德性的最高境界。提倡性规范的设计是体现了法的人性化的精神的，主要是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的尊重。提倡性规范的目的在于期望人们为一定行为，但却不强制人们去作为，而是 通过“奖励性”收益的引导和鼓励，让人们自愿的去作为。譬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大量运用了提倡性规范。该法在第四章专章规定奖励与社会保障措施，在保险、休假、劳动保护等方面给与支持与帮助，以鼓励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体现了法人性化的一面。如第25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第26条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这些规定，不仅是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经济理性的尊重，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怀，是符合法的人性化这一精神的。再如，《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见义勇为是“五爱”这一提倡性规范的一个方面，但以往并没有具体的奖励性措施。而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中，就规定了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保护其合法权益。给予见义勇为人员的生命和财产所受到的损失以适当补偿，是符合法的人性化这一精神的。也只有这样，献身精神的德风才能持久发扬。
（三）、提倡性规范通过肯定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行为主体的作为，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就是通过法律激发个体合法行为的发生，使个体受到鼓励去做出法律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法律所设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造成理想的法律秩序[25]。提倡性法律规范的肯定性评价的作用正是法律的激励功能的体现。当行为主体违反提倡性规范所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当人们遵守，特别是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则有奖励这种肯定的法律后果。“提倡性规范”正是通过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奖励性评价来激励和引导行为主体的作为，引导人们从事社会需要的事业，或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调节人口比例，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平衡，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促进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和谐。
（四）、提倡性规范的实施，通过较小的运行成本，实现了较大的立法收益。
经济学角度来讲，法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我们应通过最小的立法、执法成本获取最大的立法收益，这样的法的运行才是最有效的。提倡性规范主要通过奖励性措施的引导，让行为主体积极主动的从事社会需要的事业，引导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性规范往往具有运行成本少收益大的特点。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例，该法共45条，其中有21条是属于提倡性规范。该法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五个方面进行立法，通过各种奖励性引导措施充分调动银行和各种投资担保机构及各级政府给与中小企业以资金支持，鼓励失业人员创立中小企业并对解决失业人员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财政税收优惠，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予以技术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利用大中型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指导帮助和政策支持开拓市场，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提供服务，最终实现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为解决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以及优化财产业结构等方面做出贡献。可以说这部法律是“一石多鸟”，投入成本少，立法效益大且收益多样的一部法律，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再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这就兼顾了国家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与贫困家庭发展经济的需要。因为在广大农村很多地方，依靠劳动力来发展经济是一些家庭的传统观念，政府对这些家庭发展经济的支持，解决了具体困难，一举两得，以较小的法的运行成本或得了较大的收益。
三、提倡性规范所引发的法理学启示
（一）、法究竟是什么？法究竟应该有什么功能？法的发展走向何处？
在此，我想引用倪正茂先生的话，“法、法律不是人类从地底唤出折磨自身的魔鬼，而是人类用以帮助自身求得全方位解放的一大创造；法、法律的功能中，不仅有惩罚机制，而且有奖励机制；法、法律的发展，是一个从以惩罚机制为主逐渐向以奖励机制为主的运动过程[26]”。本人认为：我们应该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研究法律、法学问题。我们应该从更广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解“法律制度”。也许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正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证据原则的认识一样，也许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我们现有的很多讨论将变成无意义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