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还是法律：在具体案例面前专家们怎样说——以许霆案件为例

龙城飞将


复杂案件，还是简单案件？

　　许霆案件在2007-2008年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疑难案件。赵秉志教授把许霆案件列入中国疑难刑事名案，专门出一门本书来进行研究。书名叫做《案例评析系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
　　我却不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许霆案件不复杂，是人为的因素把它搞复杂了。为此，我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1]。
　　也有学者与我的观点相同，“一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案件，却在以研究犯罪及刑罚为志业的刑法学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锋。尽管，大多数刑法学者在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这一前提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上，却是分歧多多。主张‘有罪论’的刑法学人之中，虽然又以‘盗窃罪说’似成主流，……主张‘盗窃罪’说的刑法人之中，又以是否承认从柜员机中恶意取款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为标志，鲜明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如此案情简单的一个案件却在刑法学研究者之中产生了如此纷杂的不同见解，这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刑法学界共同话语前提的累积薄弱，另一方面无疑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刑法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本身。诸如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与关系、盗窃是否要求‘秘密窃取’、机器能否被骗、‘盗窃金融机构’究竟该作何理解等问题上的观点交锋，自然有助于我们在争辩中形成共识”[2]。

讲法理，还是讲法律？

　　许霆案件，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混淆了法理与法律！
　　依据法理，自然就会认为许霆有罪。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宗教的角度，社会道德的角度，认定许霆有罪是自然的。
　　依据法律，结论就不同了。许多刑法学家讲到这一点时却是只注意到许霆“犯事”的恶，没有或者有意回避许霆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罪”。他们是把法理上的“罪”等同于刑法上的“罪”。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却是撇开法律去谈许霆的罪与非罪。
　　有些专家从法理的角度评论许霆案件：
　　赵秉志教授：“在笔者看来，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他的观点见诸于《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一文。问题是，许霆案件应当是进行适法的研究，而不是法理的研究[3]。
　　张明楷教授：“要求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是没有道理的，国外对于盗窃罪的经典定义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问题是，盗窃罪不是秘密窃取，公开的行为更不是盗窃。国外的经典定义不等于我国刑法的定义[4]。
　　王作富教授：“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5]。问题是，这个实质上从现有刑事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产生的实质性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规定。
　　也有的专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谢望原：“法院及其法官，应当视刑事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法官是法律的奴隶，法官只服从法律……忠实于法律的正义精神，不受任何干扰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准确界定案件事实……；其次，在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准确把握被告人行为所触犯的具体刑法规范；其三，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正确解释刑法的具体规定，并将其恰当地适用于被告人。……当案件事实虽然清楚，但是定性产生严重分歧从而影响刑罚轻重时……应当坚持‘有利于被告原则’”[6]。
　　田文昌：“行为人用自己的卡在取款机取款时，既未在卡上做手脚，也未在取款机上做手脚，完全是按照正常和正当程序操作。这说明他没有买施法律明确规定的盗窃手段，也就是说并未有秘密窃取的行为”[7]。　
　　周永坤：“罪刑法定原则在那些主张有罪的学者——法官眼中一文不值”。在研究许霆案件后，周教授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认为许霆应当有上诉权”[8]。

结　　论

　　讲法理的容易得出许霆有罪的结论。讲法律的得出许霆无罪的结论。
　　讲法理的认为许霆有罪肯定的，于是先重判，后轻判。讲法律的认为应当先定性，后定量。若盗窃罪成立，必然盗窃金融机构罪成立，原审一审判决就是正确的。若盗窃金融机构罪不成立，必然盗窃罪不成立。
　　讲法理的认为这是疑难案件。讲法律的不认为是疑难案件。
　　讲法理的必然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9]。讲法律的认为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就可以了。
　　讲法理的主张现在必须按法理判决，按教科书判决。讲法律的主张现在按法律进行判决，然后在启动相应的立法程序对此类现象在刑法上进行明确的界定。
　　依法理判决，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觉得委曲，是依民意判决，舆论监督影响司法独立。依法律判决则不存在这些困难，也一定不会引起全国人民如何强烈的情绪。

写于2009-4-14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30985877_0_1.html

[1] 龙城飞将：《许霆案件不复杂》，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ln8.html。
[2]付立庆：《许霆案，一个标本的价值》，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765。
[3] 龙城飞将：《许霆案件的法理与法律问题——与赵秉志教授商榷》，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430985877_0_1.html。
[4] 参见龙城飞将《关于张明楷教授〈关于许霆案的思考〉的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nva.html。
[5]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450900。
[6] 谢望原：《司法正义、民情舆论与学者使命》，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609。
[7]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450900。
[8] 周永坤：《许霆有上诉权吗？》，http://guyan.fyfz.cn/blog/guyan/index.aspx?blogid=332729。
[9] 参见龙城飞将《许霆案件的九个“等号”》，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b1c9501008lq0.html。

关于探视权在执行中的几个问题

高汝强


一，关于探视权的概念及我国现有法律对探视权的相关规定
所谓探视权，即指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探望权，就是父母在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或母一方所享有的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探望子女的权利。从民法理论上讲，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的重要权利，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身份权的合法体现。
探视权的设立，不仅能够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的情感的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而又充分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的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或母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最大限度的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以便于单亲子女的健康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视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探视权已经通过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得以法制化，并在法律上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司法实践中有关探视权强制执行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探视权的执行标的难以确定。
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标的要么是物，要么是行为，而探视权的执行内容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权利－－探视权及其行使的方式。由于这一执行内容相对较为抽象，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造成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二）缺乏法定的适合此类特殊案件的相关执行措施.
现有的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比如查封、冻结或代为履行等，在执行探视权中均不能适用。由于案件当事人的子女并非案件的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就不能像执行过付财物对当事人的子女本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来执行。
（三）在执行中的协助义务界定难。
实践中，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负有协助义务均无异议，但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其他亲属，比如小孩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案件执行中阻挠行使探视权的，是否应当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尚有争论。有争论，就难以采取一定措施来保障探视权的强制执行。
（四）执行程序终结难以确定。
审判实践中，探视权一般每年至少有几次，或十几次。这样在执行操作中，经常出现上一次探视权刚刚强制执行完毕，申请人又直接来找执行法官要求行使这一次刚刚到期的探视权的行使。造成执行法官对探视权执行案件程序难以终结。执行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致使执行产生较大争议。
三，对探视权执行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对《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的理解。
作为探视权的法律规定及具体行使，从根本上是为了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应当包括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情感等诸方面的健康。假如在父或母行使探视权的过程中，出现或可能出现对子女身心健康不利的情况，则从探视权的立法本意上就可以看出，这时探视权应予中止。执行实践中，探视权执行中止的情形主要有：第一，行使探视权的父或母一方，患有危及子女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例如具有传染性的肝炎病、性病）或精神疾病的；第二，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子女过程中对子女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比如对子女有暴力倾向；第三，行使探望权的一方有酗酒、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恶习的；第四，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探望过程中有过怂恿或教唆子女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五，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在探视过程中故意挑拨中伤另一方当事人，明显对抚养子女不利的；第六，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借探视之际隐匿子女的。在以上列举的几种情形出现后，执行法官一般作出中止探视权的裁定。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探视权中止的事由也会发展变化的，但探视权中的立法宗旨和精神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一切为了父母离婚后子女的身心健康和良好发展。
（二）探视权在执行程序中能否适用调解？
探视权在执行实践中，往往对执行法官对于探视权的调解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探视权的案件时，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调解书或判决书），为了维护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人民法院就应当不折不扣的严格按照依据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来执行，不得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改变裁判文书中的具体内容，切切实实的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探视权案件在执行程序中有进行调解的必要。理由是探视权案件有与其他民事案件截然不同的显著特点。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大多数是物，行为也不多，但都有一个明确而不变的执行标的，所被执行的对象均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探视权的执行案件中，所探视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子女），被探视的子女随着自己年龄、知识程度、身体及智力发育程度等诸因素的变化、作为子女父或母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工作的稳定性、居住环境、健康程度、是否再婚等诸因素的变化，都会自然而言的影响到探视权的行使效果。因此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在履行中，当事人及所涉子女的具体情况不是静止状态下的，执行法官在执行中应当根据现实情况，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可使当事人双方（必要时还应包括被探视的子女）就行使探视权的方式、时间、地点、探视次数、交接办法等充分协商，通过调解，使得当事人达成合意，平衡父、母、子女三方面之间的权益，灵活机动的执行案件。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意见。
（三）子女在探视权的执行中拒绝探望的问题。
实践中，探视权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子女拒绝探望的情况。笔者认为，面对此种情况，执行法官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执行法官首先应当根据子女的具体年龄和实际辨别能力，正确判断出子女拒绝自己父或母进行探望的真正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依法处理。对于是子女自己确实不愿意接受探望，比如子女年龄较大（例如已年满10周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不能强制执行；对于子女是受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或家人的教唆、利诱、恐吓而表示不愿接受探视的，人民法院就应当继续执行案件。此时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对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可采取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责令其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同时执行法官责令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配合法官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以说服子女同意并接受父母另一方的探视。
（四）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的理解。
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探视权案件的顺利执行中，离不开社会中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协助与配合。否则的话，探视权案件不能得以执行的数量会直线上升，成为新型的“执行难”案件。如何理解“应负协助责任”和“有关单位和个人”呢？针对“应负协助责任”，笔者认为，“责任”与“义务”在此处含义有所区别，“责任”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要低于“义务”针对主体的要求程度。所以“责任”所针对的主体范围远远广于“义务”所针对的主体。由于探视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非抚养子女一方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同时涉及到子女的权益与抚养一方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新的民事纠纷甚至恶性刑事案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探视权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是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因此仅为一人，是非常明确的。而“责任”所适用的主体并非非常明确的，主体数量也是并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时可以变化的。那么如何理解“应负协助执行的单位和个人”呢？笔者认为，凡是在法院执行探视权的过程中对被探视的子女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由个人和组织均构成“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因此被探视子女所就读的学校（或幼儿园）、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的单位（或村委会、居委会）、被探视子女所在地的司法所、派出所、妇联等相关部门均是应负协助执行责任的“单位”（组织）；与被探视子女共同生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叔（伯）姑舅姨、兄姐等亲属甚至左邻右舍都会成为应负协助责任的“个人”。
（五）关于探视权案件执行程序终结的问题。
探视权案件的执行程序终结在实践中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而探视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往往确定在六个月内有数次的探视子女的权利。这样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六个月内的这次探视权问题得以执行，但很快申请人又来反映新的一次探视时间又到了，而对方当事人又不配合探视，所以“要求”法院执行以实现自己的探视权利。因此法院应当继续执行，以保持法律的尊严与震慑力，不易草率终结执行程序。否则执行的尴尬局面。持这种观点的认为探视权案件的执行不易仓促终结执行程序，应在一次执行完毕后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在作出相应的处理会极易出现一份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多次地、反复地在短时间申请。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程序所依据的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判文书中涉及探视权的裁判主文已对当事人一方的探视权的行使给以具体化，在案件的履行阶段，如果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未自动履行自己的相应义务，享有探视权的权利人一方自然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探视权作为人身权中亲权中的一部分，属私权的范畴，更何况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是被动的，完全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换而言之，法院是完全针对当事人的申请从而执行的。因此，人民法院所执行的只能是被动的执行某一次的探视权，执行完毕之时即为执行程序终结之日。而非像第一种观点所认为的法院积极、主动的去执行探视权案件，成为探视权权利人的“形象代言人”，以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同时提出立法建议，建议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探视权受阻成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之理由，以彰化法律之神圣和制约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当事人肆意阻挠或随意限制权利人探视权的依法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