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1980年9月3日，民政部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一九八○年六月四日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进一步做好革命烈士褒扬工作，现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本条例由民政部负责解释”的规定，就若干具体问题作如下解释：
一、本条例第二条所说的“我国人民”，包括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所说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前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所说的“革命烈士家属”，是指革命烈士的父母、配偶、子女和未满十六岁的弟妹，及抚养革命烈士长大的其他亲属。
二、本条例第三条第二项所说的“对敌作战致成残废后不久因伤口复发死亡”，是指对敌作战负伤，经医疗终结评残发证以后，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
三、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所说的“受折磨致死”，包括因执行革命任务被敌人俘虏、逮捕后坚贞不屈而在敌人狱中病故的。
四、本条例第三条第(五)项所说的“壮烈牺牲”，是指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勇于献身，给人民群众树立了堪为学习榜样的，都可批准为革命烈士。
五、本条例第四条所说的“因战牺牲”，是指第三条(一)(二)(三)项，所说的“因公牺牲”，是指第三条(四)(五)项。
六、本条例第四条所说的“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适用于中央、地方国家机关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即上述单位人员牺牲后，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均应报请死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七、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所说的“其他人员”，包括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民警。
八、本条例第五条所说的“事迹特别突出”，是指死难情节特别突出。对需报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应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如认为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再转报民政部审批。
九、本条例第六条“由民政部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具体做法是：由批准机关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寄给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然后，由革命烈士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填写《革命烈士证明书》，代民政部颁发。
《革命烈士通知书》，分地方和部队两种，分别由民政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民政部制定的适用于地方的通知书(式样附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翻印。总政治部制定的适用部队的通知书式样另发。
《革命烈士证明书》，民政部正在印制中，现已批准的革命烈士，待证明书印妥后补发。
十、本条例第八条“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按照作战牺牲军人家属的有关抚恤规定办理”，具体做法是：凡本条例公布后牺牲的人员，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的，都由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民政部门按照作战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即革命烈士抚恤标准，发给他们家属一次抚恤金。
对革命烈士家属生活困难的补助和优待，也由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民政部门按照作战牺牲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有关规定办理；革命烈士生前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如果他们的家属愿意由原单位按有关因公牺牲或因工死亡的规定办理，也应予以同意。
十一、《革命烈士证明书》和一次抚恤金，一般应发给烈士的父母、配偶，具体做法是：
(一)有父母无配偶的，发给父母。
(二)有配偶无父母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又有配偶的，发给谁，由其父母、配偶自行商定。商定不通的，由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按下列规定发给：(1)《革命烈士证明书》，发给父母。(2)一次抚恤金，半数发给父母，半数发给配偶。
(四)没有父母、配偶的，按下列顺序发给其他亲属：(1)子女；(2)共同生活未满十六岁的弟妹；(3)抚养烈士长大的其他亲属。无上述亲属的， 不发。
十二、本条例公布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对敌作战或对敌斗争牺牲的人员，如果符合本条例第三条(一)至(四)项条件，因故未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可由其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审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续。
对上述人员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对他们家属的一次抚恤金，仍按过去有关规定办理。(一)烈士生前是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的，仍按财政部、民政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执行，即：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以前，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的，按一九五五年制定的标准予以补发；在一九五○年上述三个条例公布以前牺牲的，不发一次抚恤金，其家属符合享受定期定量补助条件的，发给定期定量补助费。(二)烈士生前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对他们家属的抚恤，仍由原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十三、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失踪的军人、参战民兵民工，建国以前失踪的军人和因参加对敌作战、对敌斗争失踪的地方工作人员，凡未发现其投敌、叛变、被俘、自杀、判刑的，都按对敌作战牺牲处理。没有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经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家属没有领过一次抚恤金的，按照本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办理。
十四、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过去已经办理的，不再变动。(注)
以上解释，望按照办理。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扩大适用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检讨

　　内容提要：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精神损害赔偿首次进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弥补了国家赔偿法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我国民事侵权赔偿及国外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相比较，我国国家赔偿在赔偿范围及限定条件等方面都表现的较为严格。在现有的限定主义赔偿立场下，国家赔偿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上的巨大差异，造成在国家与私人间对受害人赔偿的两套标准，加大了受害人取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难度。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仅靠引入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恐亦难以担负起全面保障受害人权益的重担，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探究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乃至国家赔偿领域一直采取这种保守、谨慎立场的深层原因，厘清那些影响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挥效用的制约因素，通过这些努力，笔者试图为国家赔偿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并主张在法律的发展中逐步扩大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范围。

　　2010年4月29日，这一天注定会成为中国赔偿法律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将精神损害赔制度偿（准确地说应当是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首次引入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进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是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国家赔偿法》）的最大亮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法律的进步

　　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给予了一致的好评，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旧的《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固有缺陷使其难以担负起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重任；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众权利意识的加强，大家对精神损害应当进入国家赔偿领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一）旧《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缺陷

　　对于精神损害，旧的《国家赔偿法》只在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而没有对精神损害可给予财产性赔偿作出规定。多年的法律运作实践证明，这是国家赔偿立法上的一大缺陷。这种缺陷经过个案的不公处理及社会各界关注的推动力量而被无限放大，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比如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陕西泾阳县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该案最后的判决结果，不仅案件当事人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这些案件的广大社会公众也同样难以接受。

　　当这些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的行政、司法行为侵害到当事人的人格、身份利益时，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受害人受到不仅是身体上的损害，更深层次的损害往往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因此，当这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被判定违法，并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时，仅给受害人以物质损害方面的补偿，而不在精神层面给予充分的补偿（仅仅赔礼道歉等）的做法，就很难谓是公平的，更难以消除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法院不能违背成文法而创造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进行裁判，法院被立法束缚住了手脚，丧失了能动地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能力，正确地执行了不公正的法律，这不仅是受害人，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旧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立法上的不完善。[1]

　　（二）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

　　旧的《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精神抚慰金的缺失一直饱受社会各界非议。精神损害虽然不能用财产来直接衡量，但不可否认，借助物质（一般是金钱）手段可以在事实上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补救制度，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已被各发达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精神而普遍接受。

　　虽然，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请求，法院一般均以无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仅判令给予受害人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的补偿。但基于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考虑，理论上一般均认为对于因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而遭受精神损害的一般应允许受害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甚至有主张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一般性规定，支持受害人取得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及实务见解。[2]之所以在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问题上能够达到如此之共识，一般基于如下认识：[3]

　　1.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需要。基于现代法治的损害填补原则，对于因权力的行使而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这既包括物质上的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的填补。通过金钱的赔偿使受害人在精神上达到一定的抚慰，已是各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也已为我国民事法律所确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保障受害人权利的需要，避免法律上的不公平。

　　2.监督、确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由于我国的国家赔偿采取的是一种“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式，通过精神抚慰金对受害人损害进行比较全面的救济，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压力，促进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管理，依法、规范地行使职权，避免权利滥用。

　　3.形成完善的法律责任体系。在民事领域，不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均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如果独在国家赔偿法领域不予赔偿，不利于形成完整、有序的法律责任体系。

　　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比较分析

　　（一）精神损害抚慰金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上第一次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其实施，必将改变国家赔偿法在这方面的尴尬境况，亦为人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必要支撑。但对法条的理解应结合整个法律体系加以分析，将本条法律放在整个《国家赔偿法》条文体系中加以观察，不难发现本条文实际上为精神损害的财产性赔偿限定了一定的范围及标准。

　　1．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以《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规定为准。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了“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及“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后果的人身权范围。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侵权损害赔偿均得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除了上述四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及生命健康的情形外，其他可能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种种情形受害人并不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名誉权、荣誉权、隐私利益等一些比较常见的人身权时，受害人可能遭受了更加巨大的精神痛苦（如“夫妻看黄碟”事件），却无法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很难谓是一种全面的权利保护策略。

　　2．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件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一方面规定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问题，另一方面规定了赔偿的方式及适用条件。关于赔偿方式，《国家赔偿法》还是沿袭了我国法律的一贯做法，主要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赔偿，以期达到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从精神上减轻受害人所受痛苦。对于以财产性赔偿来抚慰当事人所受精神痛苦，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即“造成严重后果”。只有这些条件均得到了满足，当事人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所谓造成严重后果，实践中一般认为应该达到构成残疾以上。

　　（二）与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也限制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以下从其与民事侵权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法律的比较来分析其在这方面的差异。

　　1．民事侵权精神损害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