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诉讼契约/合法性/标准
内容提要: 在民事诉讼场域中存在大量的诉讼契约，对于一些并未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的合法性问题，理论界曾一度对此持否定性态度。而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依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诉讼契约都具有合法性，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标准时方具有合法性。


诉讼契约系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或诉讼中对于现在或将来之一定纠纷，就民事诉讼有关行为所达成的旨在对诉讼程序之进行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合意。自古罗马以来，各种不同的诉讼契约形态在民事诉讼场域中不断涌现。诸如诉讼和解、执行和解、鉴定契约、协议举证期限、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不上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选择简易程序契约、既判力扩张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在上述诉讼契约中，有些诉讼契约诸如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仅存在于鲜活的司法实践而并未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对于这些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至于哪些诉讼行为当事人可以契约，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应当具备哪些标准等在理论界鲜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等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否定诉讼契约合法性的主要观点

在19世纪之前，有关诉讼契约问题在理论界绝少论及，完全被“边缘化”。这一现象至19世纪末有所改观，“至19世纪末叶，才开始了对关于诉讼契约的全面考察。”[1]然而，学者们基于“门户主义”的过分追求，仅承认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的合法性而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形态则抱持顽固的排斥与禁止态度。并在权利保护说思想影响下，在诉讼法领域出现全部否定法无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合法性之思潮。归纳起来，否定的理由主要有：

1、明示其一，排斥其他。有法谚云：“省略规定之事项，应认为有意省略”、“明示规定其一者，应认为排除其他”。法既然明文规定若干诉讼合意诸如合意管辖、诉讼和解等，必寓有禁止其他诉讼契约之意，否则，法律这些规定将毫无意义。既然立法并未规定诉撤回契约等诉讼契约形态，那么就意味着立法并不认可这些诉讼契约的效力。为此，这些诉讼契约也当然并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

2、公法不得以私法契约变更。学者们认为公法领域“并无契约自由之存在，不得以私契约变更之。”德国学者Bülow进一步阐释道，由于诉讼法为公法，而具有不可处分性，因此除法律上明文承认者（如管辖合意及仲裁协议）外，当事人就其他事项所缔结诉讼契约并不合法。[2]（P50）公法的不可处分性决定了立法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类型不具合法性，并为法律所禁止。

3、任意诉讼禁止。所谓任意诉讼禁止原则系指，诉讼手续之审理方法及顺序、诉讼行为之方式与要件等等，均由法律加以统一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于各个诉讼情形，任意变更法律所未预期之手续方法或要件等等。因此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下，只有于例外情形，在诉讼法上有明文许可之场合，当事人间始得以合意方法约定能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力之各种行为。[2]（P53-54）之所以如此系因为“诉讼系集团现象，诉讼程序亦非仅为特点事件之当事人而存在，若许对个别事件顺应当事人之要求及便宜个别处理，则因事件之拖延，影响其他事件的审理，增加法院之负担，有害诉讼制度营运之圆滑，故有必要依法划一处理，使诉讼定型化，不许当事人任意左右诉讼审理之方式与顺序，并规定当事人诉讼行为之要件与方式”。[2]（P53-54）K.Hellwig也明确指出，实体法上当事人自治或私法自治之原则并不适用于诉讼法，在诉讼法领域，毋宁以“程序任意禁止”作为原则，换言之，诉讼法主要规定当事人对法院所为之一定行为，要求具有一定形式，至于在两造当事人间就一定行为所缔结之契约，由于不能满足诉讼法所规定之形式要求，即不具合法性，自不能在诉讼法上发生效力。为此，他们认为，“除有明文规定，得以诉讼契约发生诉讼法上效果外，不得以合意代替法定之方式。”[2]（P54）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刚性与稳定性，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不为诉讼法所容忍。

4、不得以契约发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该说以撤诉契约为例具体阐释当事人不可随意以契约行为产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其认为“法律既对撤回诉讼之（单独）诉讼行为定有要件及方式，显见法规范系寓有不得以其他方式达成相同效果（诉讼撤回）之意旨，故诉撤回契约应不生诉撤回效果。”[3]（P268）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于那些法无明文之诉讼契约形态也不具有诉讼法上诉讼行为效力。

二、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基础

在上述学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并不为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新型诉讼契约形态，因遭受司法与立法的强烈抵触与排斥，其合法性一直不被认可。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形态的存在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并非公法都不可契约。传统公法理论认为“私法秩序与公法秩序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私人意识为原则，而后者却是强行法规定，没有容纳自由意思的余地。”[4]（P77）与私法领域贯彻契约自由原则不同，在公法领域，契约不自由则是原则，而以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才允许契约形态的存在为例外。而且这一例外“也不是可以恣意决定法律关系，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而为，这只不过是在适用公法而已。”[4]（P77）上述理论，遭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弗莱那认为，公法契约是以制定法认可为原则的，但习惯法对之有认可的时候，公法契约原则上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日本学者市村博士认为，私法契约的原理不止限于私法领域，公法也具有共通的原理，二者共通的法律现象是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或者事物性质上当然排除适用私法原则的场合外，私法规定应该适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公法契约也当然能够存在。[4]（P80）学者阿培尔特更明确指出，在公法领域也存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区别。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公法中也存在着契约的可能性。[4]（P80）公法契约在行政领域的出现足以说明“公法无契约自由存在”命题不再理所当然。因为即使在公法领域，也有所谓任意性规定。行政契约的出现即为明证。行政契约的出现“其承认至少意味契约绝非私法仅有。”[2]（P53）不仅在行政领域出现了公法契约，而且在具有公法性质的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涌现了众多契约行为，诸如行政诉讼调解、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等。因此，就具有公法性格的民事诉讼而言，因其解决对象的私法性更注定了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更为广阔的可契约空间。因此“不能一律以公法上规定为由，将与公益无直接关系的诉讼合意，视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而排除。”[5]为此，并不能一概以民事诉讼法为公法为由而否定那些并未为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之合法性。

其次，未违反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和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和规定。依据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具有强制性，不允许人们随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则，是指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协商确定为与不为、为的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则。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仅能遵守而不得违反；而对于任意性规则，遵守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同样，在诉讼法领域，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不得基于协议加以处分；而任意性规则则是当事人可以契约的领域。“当事人如果具体地就某种诉讼行为约定其实施或不实施，只要该具体约定的内容、目的不违背民事诉讼制度原有的机能和目的，即使其约定法无明文，也无解释为法律必然禁止之必要。”即该行为“原则上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诉讼规则，就应当肯定诉讼上合同的合法性。”[3]（P267）德国学者Schiedermair也认为，“除法律上所承认者外，当事人关于诉讼程序所为之协议，在不违背公益下，应承认其效力。由于诉讼法之规定可再区分为强制规定与任意规定，涉及任意规定所为之诉讼契约，均应承认其合法性。至于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之区分，则涉及公益与私益之衡平保障，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权所建立之公共制度，必须兼顾公、私益，个人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可处分部分，以不妨碍公共利益之情形为限。”德国学者Schlosser也认为，“只要诉讼法上无明文强制禁止之事项，皆应承认当事人得缔结诉讼契约。”[6]为此，对于未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

再次，传统理论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上存在认识的误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要求而设定的有关诉讼程序进行的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某种诉讼行为时，应该受到限制。但这并非否定当事人合意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3]（P267-268）申言之，“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确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程序的安定性。这一传统理论对于程序安定性的追求是正当的，而问题在于其走向一种极端——过于追求程序的安定性价值而忽视或者排斥其他程序性价值诸如程序经济与程序民主等。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多种价值，如公正价值、经济价值、自由价值、民主价值和安定价值等。[7]具体如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既体现了程序的经济性，又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因为，如果诉讼期间过长则会导致诉讼的不经济；相反，如果诉讼期间过短则难以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为保证程序的经济性与公正性，诉讼期间的确立既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而应当适中。就诉讼契约确立的正当性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追求程序的经济性。“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8]（P215）诸如对于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协议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其目的就在于追求诉讼的经济性。为此，对于既不违背程序的安定性又能兼顾程序的民主、经济等其他价值的诉讼契约当然具有合法性。“如果当事人的合意行为不危及程序安定，且没有违背诉讼公平正义之原则，其行为应为法律所允许，其决定自由及合意行为理应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尤其是当事人在诉讼上地位平等、意思自由以及公平的情形下就一定的具体实体权利义务和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处分时。”[3]（P267-268）

最后，法律的滞后性及其规定的不周全性决定了法未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法律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全性等局限，“它要处理的现实社会生活则是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易变的。因而，不可能有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的真空和一定的不适应性。”[9]法律的上述局限性为诉讼契约留下了可存在的空间。“以诉讼契约之多彩多姿千变万化，统括无遗理解掌握，现今学说亦有所难能，况有甚多类型系出现于法律制定后，立法者根本无从预想者”。为此，当然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承认这些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法律规定为列举或例示，应探求其目的及基础，不宜以法无明文遽然否定。”[2]（P47）

三、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

尽管那些并未为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并非一切诉讼行为当事人都可以契约。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基础上方具有合法性。判断一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主要在于：

1、允许当事人处分的行为方可基于契约处分。就诉讼契约而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处分的限度决定着当事人可契约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沈冠伶指出，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上“所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系以‘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处分’者，作为承认之依据及界限”。基于此，她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法院面前之证据保全期日、准备程序期日、或独任审判所行之期日、或是在法院外，均承认两造得就‘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或就‘双方所主张之争点，或其他有利于诉讼终结之事项’成立协议。”[8]（P208）即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契约对象首先应是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这些主要有起诉、上诉、诉之撤回、上诉之撤回、舍弃、自认、证据之提出等。尽管立法上对于上述事项并未明文规定为当事人可契约对象，但基于当事人依法所享有之处分权限而言，其当然可以就上述事项与相对方达成契约。对于此类契约，除“立法者又再使法院于个案中具体衡量公益与当事人利益之轻重，否则无庸再就协议是否有违公益予以审查，盖在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限之范围内，可认为原则上此类事项多与公益无涉，而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8]（P213）即上述内容原则为当事人可自由契约的当然范围。

2、诉讼契约的对象原则限于任意性规范，而强行性规范则不可成为契约之对象。对于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程序上可处分权限的规定，而当事人却又基于契约对此进行变更或不再适用该规定者，申言之，此时当事人所处分对象并非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对此能否由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处分。首先须分析该契约对象在性质上系属任意性法规还是强行性法规。“如该规定内含授权性，得使当事人自主形成法律状态而变更规定内容，则属任意法规，”[10]，而任意性规定因其内容的授权性，当然为当事人可契约处分之对象。倘若该规定内容非为授权性而为强行性法规，因强行性规范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强行性品格，决定了该强行性规范并非当事人可自由处分之对象。

3、宪法性诉讼权利原则上不得基于契约处分。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诉讼法有关规定乃至实务运作都应遵循宪法价值及其原则的规范与指导，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就当事人达成的诉讼契约而言，也同样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与原则。“在对应因当事人合意所形成之‘任意诉讼程序’，因其涉及法院公权力行使问题，自亦不应仅因当事人合意即可免除受宪法规制要求……因而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诉讼契约之合意，即有必要以宪法价值及原则为审查之必要。”[11]诸如宪法性权利的合法听审权，当事人就不可基于契约剥夺之。如果当事人约定剥夺一方当事人之接受送达、阅卷以及法庭陈述等权利，因这些约定明显剥夺宪法所规定之当事人合法听审权，为此这些约定就不具合法性。但也不可一概认为所有宪法性诉讼权利都不可基于契约处分，若由法律规定之意旨发现其属于当事人可处分之规范，即使对其之处分可能影响当事人最基本诉讼权，也不能一概禁止。诸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公开审理、不言词审理等即是。

4、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公平诚信原则。一些诉讼契约的对象尽管没有违反强行性规定，但“契约之基础亦不能脱离缔约上之公平性，尤其是契约当事人两造能力有不平等时，则须本于诚信原则以判断契约之合法有效性。”“诉讼契约乃存在于当事人间之法律行为，其契约解释即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8]（P213）就契约之特殊形态——诉讼契约而言，亦应遵循契约的本质要求，即诉讼契约之达成须遵循公平与诚信原则，否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无效。诸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关于合意管辖就有如此的限制，该“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商人，依其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成立，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他造于为本案之言词辩论前，得声请移送于其管辖法院。但两造均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再如该“法”第270条第3项“但书”规定，当事人就其争点，经依第1项第3款或前项为协议者，应受其拘束。但经两造同意变更，或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协议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由上述条文我们可清晰发现，当事人在缔结诉讼契约之际仍须满足契约之本质及其基本要求，如果所达成诉讼契约违反公平诚信原则，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将归于无效。

5、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经济性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创设或者允许存在诉讼契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正在于追求其经济性，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不谨为当事人之程序利益，亦使当事人得自主性解决纷争，而减少利用法院之资源。”[12]如管辖契约，虽使本无管辖权之法院拥有管辖权，但就国家司法机关总体而言，并未增加其负担。再如程序选择契约，当事人可选择将普通程序改用简易程序，但不得将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因为前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后者却较本应适用之程序支出了更多司法资源，当然不被许可。为此，“对于未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在公益之考量上，其合法性之界限即存在于，不允许当事人以契约方式，摆脱依诉讼法所定之合理分配，而试图取得或利用较多之司法资源，此将使其他纷争之解决受到迟延，并使整个社会负担司法系统之支出增加。”[12]详言之，当事人就程序约定之内容，合意排除适用某一程序规定之结果，将较法定程序更不经济而有损于其他人利用法院之机会时，诸如就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之契约、排除适用关于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失权规定之契约等，都不应允许。即只有有助于诉讼经济性实现之诉讼契约，方具有合法性。

6、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违反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上的最低保障要求。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治国家中诉讼程序之进行，有一定最低程度之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例如法官之中立性与独立性、听审权之保障、公正程序等，以尽可能维持裁判之经济、适正及其公信力，就此等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亦不适当成为当事人处分之对象，不能以合意方式变更，而使最低程度之满足均不具备，例如约定仅由某造当事人陈述意见或举证。”[12]即当事人所达成之诉讼契约不可违背当事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程序上之保障，否则，这样的约定就不具有合法性。

此外，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损害第三人以及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人事诉讼和家事诉讼中，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处分相关权利时，法官有权进行干预。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深圳发展银行章程
深圳市政府


（1987年12月6日 首届股东会议通过）（1988年7月24日 第二届股东会议修改）（1989年3月5日 第三届股东会议修改）（1990年3月4日 第四届股东会议修改）（1991年7月28日 特别股东会议修改）（1992年3月8日 第五届股
东会议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本行）是按照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多种形式金融机构的指导思想，为适应深圳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建立的一家以公有成分为主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本行在
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领导、管理、监督、稽核和协调。
第二条 本行的组织办法以《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为依据。
第三条 本行注册资本即实收股本，为人民币13509万元。
第四条 本行实行总行与支行两级管理，下辖若干支行和分理处，支行实行独立核算、统负盈亏、指标考核。
第五条 本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缴存存款准备金；信贷、现金计划、会计、统计制度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统一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本行系由深圳特区内原五家农村信用社改组设立。本行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众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条 本行注册及办公地点在深圳市。

第二章 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八条 本行的活动宗旨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遵守国家有关法令和各项金融法规的前提下，自主经营各项商业银行业务并自负盈亏，为企业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促进本市经济的发展。
第九条 本行经营和受托办理下列人民币业务：
（一）人民币的结算、汇兑；
（二）人民币的存款和贷款；
（三）人民币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四）各项信托业务，包括：1．信托投资与委托投资。2．国内租赁及转租赁。3．信托存款和放款，委托放款。4．担保及见证、客户调查及客户介绍、咨询及信息服务。5．其他各种委托、代理业务等；
（五）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发行或买卖人民币有价证券；
（六）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的其它人民币业务。
第十条 本行经营和受托办理下列外汇业务：
（一）外汇存款；
（二）外汇贷款；
（三）外汇汇款；
（四）代理外币及外币票据兑换；
（五）进出口贸易和非贸易结算；
（六）外汇担保和见证业务；
（七）征信调查和咨询服务；
（八）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批准的其他外汇业务。
第十一条 各项信托业务由本行信托部经营。

第三章 股 票
第十二条 本行发行普通股和优先股。普通股每股面值壹元人民币，优先股票每股面值壹佰元港币。现有优先股系原发行的优先股转换普通股后剩余的部分，占股票总额的千分之一。如本行认为有必要且经外管局批准后，可以高于面值的价格赎回优先股票。
第十三条 本行发行的股票，限于国内企业、个人认购。金融机构不得持有本行优先股。购买本行股票一律用货币资金支付。
第十四条 本行普通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上市交易。
本行举行股东大会期间（从发出会议通知之日至会议闭幕之日）以及清算开始以后，停止办理股票过户登记。
本行股票登记机构为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第十五条 个人股东持有的本行普通股票，合计不得超过普通股票总额的40％（现个人股为44％，公股为56％，有待以后通过合理途径调整）。每一个人股东持有的本行普通股票，不得超过本行普通股票总额的0．5％；每一法人股东持有的本行普通股票，不得超过本行普通股
票总额的15％。
第十六条 本行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转让本行股票时，必须经董事会同意。
第十七条 本行发行的股票，以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记录资料和股东的印章与签名字样为准。
第十八条 本行股票的其他方面，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四章 股东权利与义务
第十九条 本行普通股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或委托代理人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依照规定转让股份；
（三）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帐目，监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管理，提出建议或质询；
（四）依其股份额领取股息或红利；
（五）依其原有本行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
（六）本行终止时依法分得剩余财产。
第二十条 本行优先股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分配股息的顺序先于普通股。
（二）在本行终止时，分享剩余资产的顺序先于普通股。对剩余资产的分享以票面值为限。如剩余资产不足以偿还所有优先股本，则按比例分配完剩余资产为止。
（三）优先股股息以港币计发，本年不能足额派发时可累计到以后年度派发。
（四）持有200股以上可列席本行股东大会。
第二十一条 本行股东有以下义务：
（一）遵守本行章程；
（二）依其所认股份按时缴纳股金；
（三）依其所持股份承担本行的债务和可能发生的亏损。

第五章 股 东 大 会
第二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最高权力机构。
第二十三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听取并审议董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决定本行股息、红利分配方案；
（三）批准本行年度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会计报表；
（四）决定本行增减资本；
（五）决定本行股票的发行和上市交易的有关事项；
（六）决定本行债券的发行；
（七）选举或罢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八）对本行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作出决议；
（九）修改本行章程；
（十）讨论并通过代表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提出的各种决议草案。
（十一）对本行其他重要事项做出决议。
第二十四条 本行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在符合《暂行规定》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规定每次出席股东大会的最低持股数额，但最少应通知前200名大股东出席。
第二十五条 无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有出席权的股东代理行使其权利。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自己的代表出席股东会议并行使权利。
第二十六条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必须持有董事会签发的出席证和本人身份证明。股东代理人还应持有委托书。
第二十七条 本行股东大会的次数、召集和表决规则等方面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股东会议记录由董事长和监事长签名，十年之内不得销毁。

第六章 董 事 会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为本行股东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向股东大会负责。
第三十条 本行董事会的职权如下：
（一）决定召开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三）审定本行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
（四）审议本行的年度财务结算、股息红利分配方案及亏损弥补方案；
（五）制订本行增减资本、发行债券的方案；
（六）制订本行股票的发行和上市交易的有关方案；
（七）决定本行资产的配置；
（八）制订本行分立、合并和清算的方案；
（九）任免本行总经理，并根据总经理提名，任免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董事会设常务董事七名，负责督促执行董事会的决议，经常了解和掌握本行经营管理情况，为董事会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常务董事主要以调查了解和经常召开常务董事会的方式进行工作。常务董事会的决定以
不超越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多数常务董事同意为有效。
第三十二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选举采取累计投票制。从法人股东中选出的董事，因该法人内部的原因需要易人时，可以改派。
第三十三条 董事中，至少70％必须从拥有普通股股份最多的前100名股东中选出。
第三十四条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在广泛听取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由上届董事会提出。
第三十五条 董事长、副董事长和常务董事由董事选举或协商产生。董事长为本行法定代表人，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第三十六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议和常务董事会议；
（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向董事会报告；
（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对本行的重要业务活动给予指导；
（四）签署本行股票和其他重要文件；
（五）在发生战争、特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对本行事务行使特别裁决权和处置权，但这种裁决和处置必须符合本行的利益，并在事后向董事会议和股东大会报告。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的议事规则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董事会和常务董事会的会议记录由董事会指定专人保管，十年内任何人不得销毁。

第七章 监 事 会
第三十九条 监事会是本行常设的监察机构，执行监督职能。其职责是对本行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防止其滥用职权，侵犯公司、股东及员工的利益。
第四十条 监事会由七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监事会副主席一名。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由员工代表担任，其产生和罢免由本行员卫民主决定。其余三分之二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四十一条 本行监事会向股东大会和员工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权如下：
（一）监事会主席、副主席列席董事会议。监督执行本行业务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有无违反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
（二）随时调查本行业务状况，有权要求执行本行业务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告业务情况；
（三）检查本行财务资产状况，查阅帐簿和会计资料；
（四）核对董事会为提交股东大会而制作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等财务资料。发现疑问可以本行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帮助复审；
（五）建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六）代表本行与董事交涉或对董事起诉。
第四十二条 监理会每年最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会的决议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同意为有效。

第八章 总 经 理
第四十三条 本行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二至三人，必要时可设其它高级管理职务协助总经理工作。本行设置若干职能部门和若干支行，在总经理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四十四条 总经理的职权如下：
（一）组织实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常务董事会的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全面负责本行的日常行政、业务、财务管理工作；
（三）拟定本行的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以及税后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四）任免和调配包括本行部门（支行）负责人在内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五）决定对本行员工的奖惩、升降级，加减薪、雇用或解雇辞退；
（六）代表本行对外处理重要业务；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五条 本行董事和各级职员因违反国家法规、本行章程、股东会议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或因营私舞弊和其他严重失职行为造成本行经济损失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第九章 劳动工资和人事
第四十六条 本行实行聘用合同制，员工与本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行实行具有自身特色的工资福利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
第四十八条 本行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所在地区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

第十章 会计和分配
第四十九条 本行参照《深圳经济特区企业会计准则》，结合行业特点，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统一制定的会计制度。
第五十条 本行以公历年度为会计年度。
第五十一条 本行盈余分配在遵照《暂行规定》的前提下，由董事会提出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行的盈余按下列比例进行分配：
一、提取盈余公积金35～40％，但盈余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总额时可以少提。
二、提取员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8～12％。
三、以现金或红股的形式向股东分配股息红利48～57％，但盈余公积金因达到注册资本总额而少提时，股东分配股息红利可以超过此比例。
第五十三条 本行员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具体提取比例与工作成绩挂勾，每年年初由董事会下达，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行优先股息率定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公布的当年各月个人一年期港币存款利率的算术平均数之上再增加年息4厘（4％）。

第十一章 合并与分立
第五十五条 本行的合并和分立事项，须由董事会提出合并或分立方案，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报请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行合并与分立的其他要求事项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二章 章 程 修 改
第五十七条 本行章程的修改，须由董事会提出修改方案并通过决议，然后按规定召集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修改条款与未修改的其他条款组成重审章程，报深圳市体改委审批并加具审批专用章后方能生效。
第五十八条 本行章程修改的程序与其他要求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三章 终止和清算
第五十九条 本行的终止和清算事宜，在深圳市政府及有关主管机关的管理下进行，各项程序和要求均遵照《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行的公告通过《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或深圳电视台发布。
第六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授予本行董事会。

附：深圳发展银行1993年度配股说明书
重 要 提 示
发展股票配股记录日期：1993年5月21日下午3：30
发展配股权证派发交易日期：1993年5月24日至6月11日（期内证券商营业时间）
配股认购缴款日期：1993年6月14日至7月2日（期内银行及证券商营业时间）
获配股票开始交易日：缴款次周星期一起
深圳股民认购缴款点：市内有关银行（见附录）
异地股民认购缴款点：原股票托管证券商处
一、绪言
本说明书为配售新股而刊行，系根据《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深圳市上市公司监管暂行办法》法规规定，为投资者提供本行有关情况和配股权证派发、交易、认购手续等资料。本行董事会对本说明书各种资料之准确性负共同及个别责任。本说明书由本董事会负责解释。
二、配股目的
适应本行业务发展需要，增加实有资本额，以达到主管机关规定之资本资产比例，确保本行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稳步增长。
三、配股要项
（一）配股条件
1．本行作为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报建和注册手续。
2．本次配股增资方案已获3月14日本行1993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配股增资方案及新股发行办法已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和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准。
4．本次配股由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向股东派发配股权证，配股权证在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配股条款
1．配股数量：2020．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下同）
2．配股价格：每股人民币16元（面值1元）。
3．配股对象：记录日期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含有关的异地登记机构，下同）注册之本行股东及本行员工。
4．配股结构：其中1347万股按10配1的比例配售予本行股东，673．5万股配售给本行员工，由工会集体持有。
5．配股方式：本次配股采取凭配股权证缴款认购新股的方式进行。
（三）配股参与各方
1．发行人：深圳发展银行
2．包销商：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
3．登记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含异地登记机构）
四、配股权证的派发
（一）记录日期
配股权证派发之记录日期与本行92年度分红派息之记录日期相同，即1993年5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撮合完毕后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及异地法定证券登记处的登记资料为准）。此记录日期在册之本行股东均有资格享受本次分红派息及配股。
（二）派发
配股权证由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向记录日期之本行股东派发。派发方式与派送红股方式相同，股东可在5月24日—6月11日期间正常营业时间内到托管证券商处持股票存折领取（打印）配股证，并据以交易或认购。
五、配股权证的交易
（一）本行本次所发配股权证已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配股权证交易时间为1993年5月24日—1993年6月11日，共15个营业日。
（三）公众股及定向法人持股的配股权证，在交易所自动撮合系统集中交易，交易方式与股票相同，股东可在交易时间内持股票存折、股东代码卡及身份证到托管证券商处转让。
（四）国有股及发起人股的配股权证，百分之五十以内（含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可在场外由证券商以两边客协议转让形式撮对交易。
（五）本次配股权证的交易单位与本行股票交易单位相同，即每100股发展配股权证为一交易单位（“手”），不足一手的零散权证按零股交易办法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日期内集中交易。
六、股票的认购
（一）交易截止日持有本行配股权证之股东，有资格据以认购本次发行之股票。
（二）认购时间为1993年6月14日—7月2日期内银行及证券商营业时间，逾期一律视为自动放弃认购权利。
（三）公众股配股认购，深圳本地股民，采用新股缴款办法，股民在限定时间内持股票存折及股东代码卡、身份证、现金存折到指定银行交款认购；异地股民直接到托管证券商处办理交款认购手续。
（四）发起人，定向法人及协议受让方配股认购，直接到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一部办理认购手续。
（五）公众股中实物股票持有者股东，在认购缴款期内，持实物股票及有关证件到附录所列深圳缴款点办理缴款手续，其所获配售股份托管在国投证券一部（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国际信托大厦首层）。
（六）1993年7月2日后未被认购的权证，由包销商按包销协议处理。
（七）认购者可认购凭证于缴款认购的次周到托管证券商处领取（打印）所购的股票。
七、认购款的汇集
认购截止日后，各收款网点应于1993年7月9日前将收到的股款电汇至包销商指定的专用帐户中。各收款网点无论何种原因未将所收全部款项在上述日期全汇至包销商指定的专用帐户，都将按主管机关规定的处罚办法处理。
包销商指定的专用帐户开户行为：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户名为：发展配股专户；帐号为：34—2610187。
八、1993年度溢利预测
根据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签署的本行1993年度溢利预测报告，并经股东会议通过，本行93年度税前利润为30200万元，扣减税项后，税后利润为25670万元。按本次派送红股及配股全部完成后的股份26939万股计算，每股税后利润为0．95元。
九、备查文件
（一）深圳发展银行章程；
（二）本行一九九二年度财务报告；
（三）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查帐报告及关于本行一九九三年度溢利预测的报告；
（四）本行一九九三年度股东会议文件。
以上文件应视为本说明书一部分，可向本行查阅。
十、本行地址、电话
本行地址：深圳市宝安南路45号湖北宝丰大厦六楼
联系电话：（0755）5562119
注：本行股东在认缴配售股款后，如未获确认，请到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一部查询。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国际信托大厦十楼；电话：（0755）5564176。
深圳发展银行董事会
1993年5月7日

附录：发展银行93年配股缴款网点
1．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开设股东代码卡的本行股东，可携带有关证件到下列任一银行营业点缴款（以本次刊登缴款网点为准）。
深圳发展银行系统
网点名称 地 址
罗湖支行营业部 爱国路12号
罗湖支行中兴路分理处 中兴路湖荣大厦一楼
南头支行营业部 南山区南新路45号
南头支行西丽分理处 南山区西丽镇
蛇口支行营业部 蛇口区公园南路南苑小区4号
蛇口支行蛇口分理处 蛇口区海滨东路14号
爱华支行营业部 深南中路爱华大厦一楼
深南东路支行营业部 深南东深华大厦首层
深南东路支行黄贝岭分理处 深南东路经济大厦一楼
深南东路支行人民北分理处 人民北路29号
红宝支行营业部 经岭中路国际信托大厦首层
总行营业部 宝安南路湖北宝丰大厦一楼
上步支行营业部 深南中路福田大厦一楼
上步支行沙头分理处 福田区上沙村30号
上步支行福华分理处 福田区福华路23号
沙头角支行营业部 沙头角公园路31号
发展大厦支行营业部 南湖路国贸商住大厦首层
发展大厦支行人民南分理处 人民南路黑龙大厦首层
发展大厦支行国贸分理处 国贸中心大厦四楼
长城大厦支行营业部 长城大厦3幢Ｄ座二楼
长城大厦支行八卦岭分理处 八卦岭工业区612幢一楼
宝安支行营业部 宝安县城龙井路福如楼首层
宝安支行蔡屋围分理处 蔡屋围新十坊一号
布吉支行营业部 布吉东区商住大厦首层
中国工商银行系统
网点名称 地 址
金融大厦储蓄所 深南中路金融中心北座一楼
上步二所 红荔路园岭48栋
人民路储蓄所 人民北路27号
蛇口支行专柜 蛇口招商路南7栋
宝安县城第一储蓄所 宝安县城建安路
南头储蓄所 南新路32号
沙头角支行专柜 沙头角金融路11号
桂园分理处 桂园4巷44号
国贸支行专柜 国贸大厦Ｂ区2楼
洪湖分理处 田贝四路6号
中国银行系统
网点名称 地 址
分行本部 建设路国际金融大厦
东门支行 东门路24号
和平路支行 东门南路宝丰大厦
罗湖口同岸支行 人民南路房地产大厦
沙头角支行 沙头角金融路
红岭支行 红岭南路
上步支行 深南中路北方大厦
蛇口支行 蛇口太子路
南头支行 南头南新路
宝安支行 宝安区新城建安路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系统
网点名称 地 址
上步支行 深南中路73号统建楼一楼
长城办事处 白沙岭长城大厦6号一楼
分行营业部 红岭南路金融中心东座一楼
铁路支行 嘉宾路23号一楼
宝安路办事处 宝安北路10号北京大厦一楼
黄贝办事处 深南中路长安大厦一楼
田贝支行 文锦北路46号一楼
沙头角支行 沙头角金融路15号
蛇口支行 太子路兴隆大厦一楼
海丰苑办事处 人民南路海丰苑
2．异地股东可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托管证券商处缴款（即在哪里托管，就在哪里缴款）。



199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