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张玉海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快速崛起，综合实力不断跃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处在省会城市南京重要辐射带的江宁，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明明显提高，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相得益彰。这里除了其他各种因以外，江宁推出农村城镇化战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化不同，江宁的农村城镇化既不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结果，也不是国家直接投资的产物，而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其最坚实的基础是江宁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崛起。当前，江宁正处于实现“两个率先”和进军苏南第一方阵的攻坚阶段，正处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时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城镇化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汇聚点，是推动全局的一大枢纽。首先，它构筑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大基石。其次，它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由农业现代化到农村工业化，我国人口多，而且大部分是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推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
1、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道路选择。自工业革命后，以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在全国范围兴起城镇化和城市化城建设的浪潮。首先，是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其次，是区域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城镇集聚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对农村发挥着领导、组织、整合的功能，促进农村发展和现代化。因此，城镇化既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又全面促进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2、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坚冰逐渐打破，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区域经济向高层次跳跃。这些都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农村城镇化正是顺应这一客观的内在要求。
3、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实现“两上率先”的必然选择。要实现“两个率先”，必须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增强中心城镇的内聚力、转移力和综合竞争力，形成新的整体优势。在实施城镇化战略中，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优化环境，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人口、环境的协调发展。
4、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大措施。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扩大家民的最终消费需求。有利于扩大城乡投资需求。
5、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推进“五个统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就是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常有江宁物色的城镇化道路。
二、提高江宁城镇化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1、明确战略定位，提高城镇建设定位的科学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第一，江宁战略发展定位的科学内涵。战略发展定位实质是一个区域长期发展的总体方向和远景目标。“建设高科技花园新市区、打造江苏知识创新基地”，是江宁总体发展概念。其基本内涵是：综合科技实力和竟争力水平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贡献较大，知识创新功能和产业集聚功能较强，生态环境一流、人居环境优良，具有明显的内生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特色的现代新市区。它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特征：一是定位高科技新市区，就是打造一个科学与技术发展富有特色的新区。二是定位花园式新市区，就是要打造一个产业与城市互为支撑、互动并进的新区。三是定位知识创新新市区，就是要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永续发展能力的新区。在持续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整合科技、人才、产业和环境优势，为抢占新一轮生产力发展制高眯凝聚优势。
第二，江宁科学战略定位的基础和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为江宁实施新的发展定位提供条件。二是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为江宁确定新的发展定位提供智力支持。三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江宁新的发展定位提供产业基础。四是优良的生态环境，为江宁新的发展定位提供载体平台。
第三，江宁科学战略定位主攻突破的重点和方向。一是构筑高新技术发展平台，营造独具特色、更具优势的产业高地。二是增强区域创新功能，努力构建大学大所、高科技研发中心高度集聚的核心竟争优势。三是进一步优化综合环境，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树立规划龙头，实现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首先，确定发展性质，明确发展方向。
城镇性质主要就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城镇本身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基本因素，二是城镇在区域中的地域分工地位和作用。城镇性质是对城镇本质特征的反映，代表了城镇的个性和发展方向，是规划布局的依据。实践证明，凡是城镇性质定位正确，规划设计的方向就明确，建设依据就充分，城镇效益就好。
其次，明确功能结构，优化建设布局。
不同性质的城镇要求有相应的城镇结构，一般来说，城镇结构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设施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结构等。各种结构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交错，只有比例恰当，城镇才能正常运行，获得良好的城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城镇规划是促使城镇结构合理、运行效率提高的工具。在追求合理密度的基础上，合理布局可以缩短人、物、资金、能源、信息流动的时间和空间，提高经济效益和配套效益。
再次，树立精品意识，综合统筹规划。
详细规划是城镇总体规划的进步具体化，为工程设计、建筑设计和建设管理提供直接依据。搞好各功能区详细规划和街景规划，加强城镇设计，有利于提高建设档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城镇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空间的质量，关注城镇优美的景观。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环境、文化古迹、建筑群体以及各项功能设施，包括地方民族特色、文化艺术传统、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等城镇景观资源，尤其是城镇中心景点设置既应体现浓厚的商业气氛，又要有浓郁的地方人文特色。城镇规划要始终坚持总体布局协调统一，又要创造出个性鲜明、景色优美的城镇风貌。
其四，实施中心突破，构筑现代城镇体系。
根据江宁城镇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坚持以中心镇规划建设为突破口，以城镇、镇村网络体系规划建设为重点，逐步形成优化中心、以点带线、梯度推进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在体系规划指导下，促进各外地人在定位上更科学，在布点和规划上更合理，在规划内容上更有特色。切实以规划为龙头，一方面促进中心城镇向城市化、现代化和物色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中心城镇带动一般城镇及村庄进行规范建设，共同走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只有搞好规划，才能引导城镇合理有序发展，保证城镇建设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上的协同性，逐步形成以城带镇、以镇带村、梯度推进、整体协调发展的格局；只有搞好规划，才能统筹安排城镇用地大局、基础设施大局，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实现区域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明确主导生产，培育加快区域发展的城镇化支撑产业。
第一、明确主导生产，打造物色工业园区的集团化企业，加快企业集聚和产业重组。
发挥江宁开发区国家级园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加速推进江宁科学园、南京禄口化科园、南京IT产业园、东大科技园、江苏软件园以及各镇工业集中区开放开发，发挥已入区的国内外的知名企业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菲尼克斯、南瑞继保电气、深圳华为及信息部十四所、国电自动化研究院、中科院地理湖泊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辐射拉动作用，建立良性互动，互为促进的有效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区域块经济的优势，结合中心镇建设，推动一批功能完备的特色工业园区做大做强，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实施全方位、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提高企业的组织化程度的竞争能力。大力培育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实行政策聚焦，支持和鼓励各类要素资源、资产向优势产业集聚，积极开发市场前景广阔、科技含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强的名特优新产品，培育优势产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深入挖掘潜在优势，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培植一批创汇大户和“拳头”产品。顺应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发展的趋势，引导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新产品开发为重点、产学研究一体的技术创新机构。
第二，加快中心城区、中心镇和中心村建设，营造农村城镇化的载体和平台。
按照以城带镇、以镇带村、城乡一体的要求，优化城镇体系。围绕“建设高科技花园新市区、打造江苏知识创新基础”的长远发展定位，抓好中心镇的布局和规划，重点建设一批中心镇，并与物色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推进村庄兼并、拆除自然村和旧村改造，加快土地整理，推动家民新村建设和标准农田改造，加快中心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家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三，积极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区域产业新格局。
首先，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培育优势产业，形成区域特色农业新格局。江宁在发挥奶牛养殖业、板鸭、西甜瓜、优质米、药材等品牌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和农民意愿。发挥各地的资源、环境、气候、传统名品等区域比较优势，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找准市场定位，形成一镇一品、一村一品、具有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带。
其次，发挥先发优势，发展农业加工业，提高农业核心竟争力。充分利用江宁第二、三产业发达、民资丰厚、机制灵活的优势，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业和现代流通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拉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层次。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兴办加工企业，培育和发展农业产品中介组织和市场，发展壮大农产品购销大户和经纪人队伍。
再次，注入科技动力，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农业产业革命。加快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培育企业化的农业市场主体和产业农民。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创新农业科技体制，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储备和转化能力。深化农业科技体系改革，大力推广增产增效的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相结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4、改革创新举措，不断完善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
第一，采取市场化运作投融资。一方面财政计划要安排定量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商业银行贷款和融资功能，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创新举措，建立城建投资公司、合作基会等投融资主体，构建主体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向改革要资金，靠市场找出路，打破单一依赖财政投资的旧格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新体制。
第二，管好用好国家专项建设资金。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收取的基础设施配套费，应全额投入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城市维护建设税应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收入、土地增值税应大部分用于城镇建设。各方面的建设资金应管好用好，设立财政专户，财政专户资金实行定收定支，建设资金的使用与建设项目挂钩，实行专款专用。
第三，采取综合开发配套建设激活投融资。组建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实施城镇综合开发，采取建设用地开发、承包建设、统建、建设商品房出售、“以房带路，以路养房，路房结合，综合开发”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发挥土地资产价值，积累城镇建设资金。
5、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城镇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强调人既是建设者又是受益者，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重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着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坚持教育先导，全面提升居民素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渠道和办学文方式，打造学习型城镇，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社会正气，强化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强化市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观念，培养他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加强移风易俗教育，提倡科学，提倡文明，破除封建迷信。积级探索文化设施的有效利用形式，加强对城镇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为城镇文化活动提供支撑。
其二，坚持建章立制，认真落实监管措施。要完善规章，执罚严格，坚持文明公正执法，既体现法律法规的威严和统一，又体现人本关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和政府、舆论宣传部门、文化教育部门以及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既分工又配合。坚持长效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社会良性运转提供服务和支撑。
其三，积极扩大就业，维护家民合法权益。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壮大，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开发公益岗位，优先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稳妥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规范拆迁审批程序，完善补偿安置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积极探索土地集约化利用新体制，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以项目开发带动土地开发。积极推进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做到征用一违块、开发一块、滚动发展。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支持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其四，打破城乡分割，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健全与国际人口管理制度相接轨、以固定住所为主要依据的现代户籍制度，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使用和管理。
其五，建设绿色家园，构筑资源环保体系。统筹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满足当代人发展的同时，谋求世代可持续发展。江宁地处江南，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美。为了避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江宁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既要小康，又要健康；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清山；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可持续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消除制度和体制障碍，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不断提高城镇化的文明程度，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发展，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城镇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推动城镇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道路。
关于反垄断法中“总则”的立法争鸣

王 巍

摘要：商务部推动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加快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进程和提高反垄断立法的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内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 第一章“总则”展开评说并发表建议。本文对有关“总则”的争鸣加以梳理和评介，以期对今后的立法和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经营者；特定市场

为健全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加快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围绕《反垄断法》(送审稿)集思广益，针对第一章“总则”的7条内容各抒己见，对一系列总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澄清和厘定。现将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加以简要梳理和评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反垄断法》（送审稿）第一章“总则”的条文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影响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
第三条（垄断行为的定义）
本法所称垄断行为，是指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三）经营者过度集中；
（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四条（经营者、特定市场的定义）
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在特定市场内从事商品经营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本法所称特定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期间内就某种商品经营所涉及的区域范围。
第五条（政府的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六条（主管机关）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设立反垄断主管机构，依法行使职权，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
第七条（社会监督）
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垄断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垄断行为。

二、关于《反垄断法》（送审稿）中“总则”的立法争鸣

（一）“总则”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或立法宗旨），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相比于《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更明确地强调对垄断行为（而不是垄断状态）的制止，对竞争的维护也更具有弹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公平竞争），注重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竞争制度和政策的发展观之，“竞争”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垄断法所有原则的最高概括，正如国外权威人士所说，市场竞争永远都不存在过多或过分的问题，竞争永远只会处于不足的状态。面对发达国家先有市场竞争后有政府管制，而中国是政府在倡导建立市场这一现实，如何从更多的政府管制转到市场自由竞争上，这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中国反垄断法不仅要保护竞争，更要培育和促进竞争，因此必须在强化与放松政府管制、限制与引入自由竞争之间作出抉择。有外国资深人士认为，市场的开放会自然形成良好的竞争，而用专门的法律人为地、刻意地分割市场只会让竞争者逐渐失去斗志。如此看来，中国反垄断法必须以竞争原则为基准，在效率原则与非效率原则之间谋求一种动态的均衡。
通常而言，垄断既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状态，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都认为处于垄断状态并不违法。外国专家指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状态，通过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而获得垄断的状态并不能被认定为违法。由草拟稿到送审稿的变化，可以看出，立法者实际上是采纳了外国专家的建议，将第一条中的“制止垄断”改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其他条文中对“垄断行为”做出了界定。
我国学者强调“维护公平和自由竞争”，即认为反垄断法特别强调保护自由竞争，其所反对的“限制竞争”实际上就是缺乏竞争的自由，反垄断的目的就是要为经营者提供自由竞争的机会。因此，建议既重视公平竞争，也重视自由竞争，二者不可偏废。还有学者指出，将“维护公平竞争”改为“维护竞争”，其理由在于美国和欧盟的“公平竞争”有特别的含义，通常情况下，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往往是与欺骗消费者、欺诈行为、虚假广告等相联系的。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加上“维护公平竞争”，这可能使人将其误解为其他法律。“维护竞争”能使人很清晰地将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分开来。的确，国人已经被本土化的概念所“俘虏”，对“保护公平竞争”的理解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迥然相异。有专家也指出，在第一条中不能单独体现自由竞争，而应同时规定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两个方面，这才符合中国的传统。送审稿中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这一富有弹性的措辞，实际上是汲取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议，并把“竞争”提升到“竞争秩序”这一更高的价值层面上，彰显了立法的前瞻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之下，反垄断法不仅要保护竞争，而且要促进竞争。有学者还建议，将“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纳入立法目的，并切实将其精神贯穿反垄断法的始终。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国有经济体制的安全，在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应引入“有质竞争”的概念。
原来的《反垄断法》（草拟稿）中，实际上确立了“四元”的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四个方面予以一体化的保护。反垄断法不可能是一个大而全、什么都管的法。在国外的语境中，反垄断法旨在谋求消费者福祉（consumer welfare）的最大化和经济环境（economic conditions）的最优化，保障自由市场中的竞争。简而言之，反垄断法最根本的目的是保护竞争，保护好竞争也就能保护好消费者的利益。我国法律实务界人士认为，不必规定保护经营者，因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受益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并不是反垄断法的目的。同时，反垄断法在立法和执法时应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为竞争之本。目前的《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尽管也有法律实务界人士对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表示疑惑，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标准，国外反垄断法将其作为重要标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立法者保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内容，也有自身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可能还是如何在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中明晰“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即确立一个可衡量、可预期的标准。
一国的经济理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适用也有很大影响。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包括效率原则和非效率原则，法官在考虑具体的案件时采用哪一个原则，将可能直接影响反垄断案件的结果。抽象的、笼统的、多样的反垄断法原则，将使得反垄断法在具体适用中具有相当的不可预见性。有实务界人士建议，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效率原则和非效率原则的诸多细化原则中，建立一个原则的适用等级。例如，优先适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对此，国内专家认为，“适用等级”的设想在实践中会很困难，不切实际。回顾早年美国《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如此看来，潜藏在反垄断法背后的价值需求是多样的，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以及社会的。传统反垄断法将视野集中于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事实上遵循的是非效率原则优位。在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对反垄断法原则的深刻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竞相采纳“效率来自竞争”的经济效益原则。国外反垄断法对效率的追求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任何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我国反垄断法也应在具体条文上体现效率原则。如果采纳一个较为“中庸”的方案，那就是反垄断法既要体现效率原则，也要体现非效率原则，二者应该兼顾。也有国内学者指出，我国的反垄断法，在进行价值取向时，不能把效益、公平、安全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绝对化。三者在价值系列中的次序要依社会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现阶段，从整个社会经济角度看，在维护社会经济安全稳健运行前提下，选择效益优先的原则，只有在高效益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在总体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确立高起点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关系。而在市场竞争关系上，必须兼顾效益与公平，实现二者和谐内在的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一方而忽视或否定另一方。

（二）第二条规定了适用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调整对象。草拟稿与送审稿的第一款相同，但第二款存在细微差别。原来草拟稿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违反本法规定，并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者影响的行为，适用本法。”而送审稿第二款则强调“垄断行为”，表述更准确、更贴切。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
科学、合理地界定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是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专家学者们整体上赞成“宽外延”的立法思路，即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在境内发生的垄断行为和在境外发生的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者影响的垄断行为。有学者认为，第二条第二款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做出规定是很有必要的。自从美国首开先河以来，域外适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已做出一定限制。我国反垄断法也应对域外适用做出必要限制，无限制地主张域外适用按照“效果原则”也很难施行。因此，可以对第二条第二款中的“限制”作必要限定，改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影响的行为”。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产生限制”是客观的、可以衡量的标准，需要限定的是“影响”。“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立法需要限定的是直接影响；“影响”有实质性影响也有非实质性影响，域外适用应仅限于实质性影响；“影响”有可预见的影响也有不可预见的影响，反垄断法的着眼点应是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反垄断法出台后，相关实施细则对反垄断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法律实务人士指出，原来草拟稿第二条第二款中的“违反本法规定”在逻辑上不合适，因为首先对法律进行适用才能决定是否违法。从草拟稿到送审稿的变化，说明立法者已经认同上述建议。另外，也有学者提出，既然第三条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的行为，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那么本条中的域外适用是仅仅针对外国经营者的行为，还是也针对外国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行为？立法有必要对此做出澄清，因为通常情况下仅指国外经营者对一国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而将外国政府介入的行为作为一种豁免情形。
如果进一步细化地讨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标准和域外适用的对象，将是不可忽视的焦点。学界的观点是：对前者而言，作为各国反垄断法中共有的制度，适用除外意在对那些涉及自然垄断、公共利益的行业或领域予以豁免，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但近年来“规制缓和”日趋深入，一方面适用除外的行业在逐渐减少，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已不断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适用除外的行为已经有所限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同样适用反垄断法。因此，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反垄断法应保留适用除外，但须严格控制，标准不能太低。而对后者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总体形势下，跨国公司的境外限制竞争行为对我国境内相关市场的竞争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非常必要。当前具有国际影响的私人限制竞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另一个是国际卡特尔。美国和EU都是依据“效果原则”对它们行使管辖权。但不可忽视的是，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会引起管辖权的冲突或者法律冲突。同时，一国竞争当局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竞争政策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本身就参与了限制竞争的活动。并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反垄断法领域的管辖权问题已经到了非常混乱的程度。中国需要遏制跨国限制竞争对中国市场的不利影响，也需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应当在竞争政策领域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其前提条件就是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竞争法，当然反垄断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学者也建议，将反对国际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并且摒弃结构主义，奉行效率优先原则，将反垄断的重点放在制裁限制竞争造成低效率的垄断行为上。

（三）第三条对“垄断行为”作出了界定。草拟稿与送审稿在逻辑结构上基本相同，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差别。原来的草拟稿是对“垄断”作出界定，而现在的送审稿是对“垄断行为”作出界定，这与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强调“垄断行为”的立法思路是一致的。另外，与第一条删除“保护经营者”的措辞一致，第三条中界定“垄断行为”时也不再关注“损害其他经营者”的行为。在列举“垄断行为”的具体情形时，送审稿完善了有关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的表述，显得更为准确。
原来的草拟稿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垄断，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这实际上并没有对“垄断”下定义，只是进行了列举，并且把“垄断”限定为四种表现形式。可以将其改为两条，一条是“垄断”的定义，明确垄断是什么，作为适用法律的一般条款；另一条则是“垄断”的具体行为，列举垄断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条款有益于将来的司法审判，如果出现了新的限制竞争行为，虽然法条中没有列举出来，但其中“垄断”的一般条款比较明晰，法官就可以据此适用法律。有学者还认为，垄断包括谋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和维持垄断地位的行为，第三条所列举的四种行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反垄断法所规制的“限制竞争行为”实际上包括垄断行为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垄断只是限制竞争行为的一种，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限制竞争行为，第三条实际上将其他限制竞争行为排除在外。反垄断法可以对自然垄断作出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对垄断之外的其他限制竞争行为应明确予以规制。
有法律实务界人士从立法规范、统一的角度指出，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的行为”的结构，第三项也应改为这种结构。另外，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是“经营者”的行为，第三项却成了“企业”的行为，这实际上缩小了主体的外延。因此，可以将第三项改为“经营者过度集中的行为”。由此可见，上述建议已经在送审稿中得到了真切的体现。不可否认，垄断行为有时也会产生促进竞争的积极效果，外国专家认为，只有在垄断行为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时才应对其进行限制，即规制垄断应遵循“效果原则”。考虑到跨国公司最关心的是垄断的认定标准，外国法律实务界人士指出，反垄断法在适用时应统一对垄断行为的认定标准，不论是反垄断主管机关、法院，还是地方政府，对垄断行为的认定都应是一致的，这既包括实体规定，也包括程序规则。还有学者认为，第三条的垄断行为包括了经营者的行为，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既包括经济垄断的行为，也包括行政垄断的行为。那么第二条第二款涉及到域外适用是仅仅针对国外经营者的行为，同时也包括国外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行为？对此立法有澄清的必要。因为一般情况下仅指前者即仅指国外的企业对某国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往往是将外国政府介入的行为作为一种豁免情形来处理的。由此可见，在第三条界定“垄断”时，需要从技术角度考虑很多细节问题，从而在延伸的环节上发挥反垄断法的价值。